二、开放包容、变通妥协的政治价值心态

　　浙江靠山临海的地理环境，使其兼具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同时，浙江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也有助于浙江人开阔眼界，形成开放的心态和富于“权变”的意识。早在先秦时代，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不少地区以及国内沿海地区有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近代以来，浙江人身处中西汇通前沿，得风气之先，工商文明的兴起，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她接触到外来文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培育出了乐于接受新事物、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此外，浙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移民社会。西汉末年、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北宋末年因战乱而引发了北方人口大规模南渡，浙江几乎都是北人南渡的首选之地。北人南渡，给两浙地区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

　　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在浙江的相互激荡，形成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在这种独特的多样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浙江人看问题、办事情，不墨守成规，不固持已见，能够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和接受不同的事物。正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多元、多样的文化环境中，浙江人容易接受和承认别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在处理利益冲突时，往往能视野开阔、理性务实，具有富于机变、善于、妥协的思维特点。比如，与中原或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官员相比，浙江政府官员的“官本位”思想总体来说并不严重，在处理群众利益冲突时，政府官员一般避免采取“高压”的强硬措施，而是从尊重民权的角度出发，从当事人的利益出发，以理性说服和协商变通的处理方式为主，在经济活动中，即使是群众的做法与中央政策有所出入，政府官员也能扶实际出发，从有利于群众利益的立场出发，采取变通处理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禁止。

　　三、注重民利、富民安邦的执政价值理念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得到历代贤哲的弘扬与发展。至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崇尚事功和经世致用的一些浙江学者、思想家，把“民本”和“民利”结合起来，提倡尊重“民利”、“民权”，把传统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极致。

　　 比如，王阳明把“民本”与“民利”结合在一起，指出：“财者民之心也，财散则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明清大儒黄宗羲，明确提出了“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这个富有天赋人权色彩的命题，强调每个人有争生存求幸福的权利；而这个人权却被君主剥夺了，君主把天下当成了个人的私产，因而黄宗羲喊出了“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反君”口号。

　　 总之，明清时代浙江的一些先进的学者、思想家，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结合发展着的时代精神，引申并阐发了具有近代民主主义精神的新思想。这些具有鲜明启蒙色彩的新思想，从重视民众生存权利和肯定个体利益追求的立场出发，发扬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粹，成为今日浙江人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精神渊源。在指导浙江政府行为的价值理念中，关注民利、重视民权以及富民图治、追求社会和睦谐安的观念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的政府和官员之所以能顶住压力，对一些有违当时中央政策的做法采取默许和扶持的态度，正是因为有富民利民的价值理念指引。浙江是全国最早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省份之一，在开门立法和人大改革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列，是全国最早开展立法听证的省份，并首创在全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的民主新形式，还有打造“平安浙江”的战略决策，都充分体现了浙江政府重视民权、富民安邦的价值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