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兴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作为反映主客体关系的范畴，价值体现出外部事物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以及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所谓价值观，是主体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总的看法，是“主体以其需求系统为基础，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观念形态(即思想和思想体系)，它综合地体现了主体的愿望、要求、欲望、理想、需要、利益等等。”就某种意义而言，价值是客观的，反映客观事物与人的现实关系，即价值关系的状态。价值观则是人对这种价值关系的主观认识和表达，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是主体对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量高低的评价标准。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反映主体的精神特质，同时它又会随着主体诉求及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迁。浙江人杰地灵，人文荟萃，自古就有“文物之邦”、“人文渊薮”的美誉。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丁灿烂的文明史，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优秀人文传统，化为浙江人独特的理性、观念、志向、品行，作为特有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流淌在浙江民众的血脉里，影响着浙江人民的现实生活，引领着浙江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新时期提炼浙江人价值观，必须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关系，遵循如下原则：

　　一、新时期浙江人价值观的提炼必须充分彰显浙江人的精神特质

　　这是尊重和遵循价值观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和缓慢变迁并存是其发展规律之一。每一代人都需要在继承前人积淀的价值精神传统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精神内容，表现出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价值观又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发生缓慢变迁。区域价值观创新发展的前提是学习与传承。一些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价值要素，不断被肯定、加深、加固，成为历久弥新的区域文化传统；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形成各区域迥异的价值观念、精神特质。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有的遗产。”新时期提炼浙江人的价值观，必须尊重浙江深厚文脉所孕育的精神特质，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在七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浙江人民艰苦创业、辛勤劳作，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也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浙江靠山临海，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浙江人既立足当下，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又高扬主体精神，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缺乏，长期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浙江人发扬了“人性柔慧”的传统，又传承了传统儒家乐善好施的美德，既本末俱利、擅商趋富，又义利并立、以利和义。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理性，主体自觉、开拓创新的志向，民生为重、工商皆本的观念，义利并立、乐善好施的品行……这些精神特质，潜藏在浙江人生存生活的各层面，影响着浙江人在新时期的实践活动。新时期提炼浙江人的价值观，必须立足于浙江传统文化积淀，立足于浙江人传承的文化基因，充分彰显这些精神特质。

　　二、新时期浙江人价值观的提炼必须生动展现浙江人普遍的价值需求

　　纵观浙江历史，浙江人民的价值追求可简明概括为“求变、求富、求善”。“求变”，就是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创新变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浙江人的自强意识较早萌发，善于创造条件与机遇，不等不要不靠，在逆境中奋进，困境中崛起。越王勾践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策，卧薪尝胆、苦心焦思，终至富民兴国、成就霸业。浙江地少人多，沿海土地多为盐碱滩涂、沼泽洼地，内陆则以山地为主，鲜有可耕之田。一代代浙江人不畏艰险，修建海塘、疏浚河道、改造洼地滩涂，沧海变桑田。如今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便是祖祖辈辈改造大自然的丰硕成果。“求富”，就是讲求实效，注重实利，积累财富。浙江人崇尚财富，善于经营，历史上就有中华商祖范蠡，著名铸剑大师、冶金第一人“欧治子”，以及声明远播的浙西商帮代表龙游帮、浙东商帮代表宁波帮及湖州商帮。宁波帮创下了50个“全国第一”的骄人业绩，湖州商人中产生了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的丝织巨子。“求善”，就是爱国爱乡，富而思源，回报桑梓。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爱国爱乡、保家卫国的情怀在浙江民众的血脉里代代延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