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19日刊登郑永年文章《全球化与中国的城市化》。内容如下：

　　除了以人为本，中国的城市化还必须考虑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这个因素比较年轻，但非常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从来就是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动力来源。在西方，城市往往发生在一个地区间或者不同国家间、文明间的商贸要地。今天，城市化和城市升级更是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了。

　　从全球化谈论城市化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进行。从政治面上看，主要是城市在国家间竞争过程中所能扮演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波全球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全球化不仅造就了新型的国家间的关系或者国际关系，而且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尽管全球化也带来了无穷的问题，例如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异(包括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异和一个特定社会内部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移民浪潮、民族主义勃兴等等，但全球化已经变得不可逆转。

　　实际上，自这一波全球化发生以来，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今天，也有很多人主张结合社会反对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来减少全球化的水平。但实际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现在各国都在加紧竞争最优的人、财、物，提升国家的发展水平。竞争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在强化。

　　在很大程度上，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既是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再难以不受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中国能够把城市体制改革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当领会到城市体制改革的意义，也可以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找城市体制改革的动力。

　　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战略

　　首先在国家层面来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拥有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城市。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国际竞争战略。其次，在城市层面，城市当局也有巨大的动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现在的城市居民对城市具有高度的认同，对外在的发展极为敏感，对城市的发展具有超前的视角。这些都必然转化成为他们对城市当局的压力。在亚洲，从香港和新加坡等城市当局所面临的压力，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第三，较之主权国家，城市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优势来进行自我改革。

　　一般而言，城市都具有一定的自治程度。民主国家不用说，很多国家的城市都是自治制度。但即使在中国，很多城市例如地区级以上的政府就拥有了立法权。立法权对改革很重要，这是制度优势。没有立法权，城市体制改革会变得非常困难。此外，城市体制的改革还有其文化优势，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文化认同。较之整体主权国家，城市更有条件来创造一种结合地方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城市文化，从而成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软力量。

　　如果结合以人为本、全球化，人们比较容易看到塑造城市认同的重要性。城市化和城市升级离不开人们对城市的认同。说到城市就要说到人的认同问题。城市认同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软力量。城市化成功不成功，主要看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对这一城市的认同。一个城市的居民如果对这个城市认同度很高，那么表明他们的幸福指数高，他们对城市更具有责任感，城市化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