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5日发表了题为《奥巴马出访以色列后的中东战略》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十周年之际，奥巴马首次作为总统访问以色列，并不完全是历史巧合。正如国际舆论纷纷指出，华盛顿目前以极为低调的态度纪念伊拉克战争，而奥巴马的整个中东政策，也可以用“低调”一词予以概括。

　　美国传媒披露，奥巴马这次访问的重点议题，不是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以巴冲突，而是围绕伊朗核争议和叙利亚内战的“区域威胁”。这显示奥巴马的重点乃是“维稳”，尽量维持区域现状，而再无四年前把以巴冲突作为头号任务的豪情壮志。《大西洋月刊》因此把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形容为“最低限要求”(minimalist)。白宫至今对叙利亚内战的反应，也遵从这一“最低限要求”。

　　这一低调中东政策的驱动因素，当然是奥巴马政府面向亚太的战略枢轴转向。但是因为这一战略转向正好与中东地区本身的历史性演变重叠，使得奥巴马中东政策可持续性颇成疑问。

　　自从所谓“阿拉伯之春”以来，大中东真正进入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以后划分制定的政治地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儿子从军在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塞维奇，在《华盛顿邮报》上认为这是21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标志伊斯兰世界摆脱外部控制和干预，开始决定自身的命运。

　　然而奥巴马首访的以色列，却正是西方强加于阿拉伯世界的最大痛楚。《华盛顿邮报》本月18日的社论，特地提到奥巴马在2009年开罗演说中，“不经意地”承认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以色列立国的法理基础。这正是我多次提到的阿拉伯世界的最大怨恨：西方基督教文明自己的反犹主义历史罪孽，却要无辜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买单”。这次奥巴马会特意参观所谓“死海古卷”展览，转而凸显犹太人对离开近两千年的巴勒斯坦故土的历史诉求。

　　问题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蚕食扩张，连奥巴马首任期间以强硬手段也无法制止，而早已摧毁了“两国方案”的最低事实基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瓦尔特，年初便直截了当地道破在美国现有外交政策下，“两国方案”永远不会实现。

　　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指出，整个以巴地区的人口分布已经超过了关键的转折点。即便把“不可救药”的加沙地区排除在外，到了以色列建国百年时，控制的人口中55%会是阿拉伯人。3月初，美国主要传媒都显著报道：以色列开通了专为巴勒斯坦人乘坐的长途公共汽车，被人比拟为美国民权运动之前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时代的类似“种族隔离”措施，说明以色列正在向卡特总统预言的种族隔离政权演变。

　　长此以往，这是强调“普世价值”的西方文明无法在道义上继续维护的政策。由于穆斯林移民增长的压力，欧盟已经开始限制进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殖民点种植和制造的商品。但是因为犹太游说势力的巨大权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华盛顿全面偏袒以色列的态度不会改变。

　　在这种制约下，奥巴马的“低调”中东政策必须淡化以巴冲突的重要性。一个明显的政策选择是突出和怂恿穆斯林世界的教派冲突和其他内部矛盾。这方面华盛顿的主要外交资产，便是海湾地区的逊尼派专制政权，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王室信奉的原教旨瓦哈比教派，是从巴基斯坦直到叙利亚日益恶化的逊尼—什叶教派冲突的首要推手。

　　另外一点，便是《纽约时报》曾经承认美国在中东的两大“核心利益”——石油供应和以色列的安全，正在减少变为最后一项利益。这是因为页岩油气资源在新技术之下的全面开发，使得美国得以恢复能源自给。所以只要不影响以色列的安全，华盛顿对中东动乱的承受程度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刚刚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石油输入国，而成为未来中东能源供应受阻的最大输家。《纽约时报》大牌专栏作家弗利德曼因此建议中国和印度应该成为以巴和平的主要推动者。

　　如前所述，以色列立国是西方反犹主义罪孽的产物，却由不相干的阿拉伯人来买单。而此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的中东乱局，却要由并无责任的中国和印度来买单。这不能不算是最精明的国际政治算盘。(于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