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嘱碑》是沙孟海所书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总理遗嘱》碑被重新树立在原来遗嘱亭的原址上，并新涂了金粉。可惜碑座在1981年夏天公园修整内河河岸时，由于管理人员没有及时发现制止，碑石的基座被工匠剖开充当了石料。1998年，中山广场扩建工程中，特意为《总理遗嘱碑》设计了一个显眼而特殊的绝佳安放地，他位于原子城中轴线的北端终点，背靠假山，面南而立，碑上盖有一座相对较大的主亭，主亭两侧建有U字形长廊，长廊尽头又各建有一座侧亭。整体建筑开张、大气，即有利于市民的休闲，又有利于对碑石的保护，成为中山广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遗嘱碑石的二个疑点

　　时光过去了近80年，当年中山公园遗嘱亭以及亭中石碑的情况，王淛浦在《中山公园史话》(《宁波文史资料》第八辑176页)及万千在《宁波第一座公园——中山公园》(《宁波晚报》2006年11月11日第17版)中都说遗嘱亭内原立有一块由沙孟海抄录的总理遗嘱，因而称之为遗嘱亭。而碑的另一面则刻有甬上名儒张原炜撰文，沙孟海书写的《中山公园碑记》。依此说法，亭中只有一块碑，碑文分别刻于碑的两面。

　　然而甬上名儒周闪耀先生提供的一份《沙孟海青年时代留在宁波地区碑石》名录中，却称《总理遗嘱碑》和《中山公园碑记》是二块碑石。

　　原来遗嘱亭中到底是二块碑还是一块碑？如今已是众说纷纭，差别较大。对此笔者实地查看了《总理遗嘱碑》，发现此碑背面光滑，碑石倒角分明，并无曾经磨去碑文的痕迹。因此如果当时遗嘱亭中除《总理遗嘱》外，尚另有《中山公园碑记》一文，则可以断定当时亭中应另立有一块碑，而并非是刻在此碑的背面。而后笔者向80年代未陪同沙老回故乡查看此碑的沙老挚友询问时，也证实了笔者的这一猜测与沙老当年的回忆是相符的，沙老曾向随同人员描述了当年遗嘱碑亭的景致，称当时碑亭中所立的二块碑石大小相同，碑文朝向相反紧贴在一起。因此可以肯定，当年遗嘱亭中所立《总理遗嘱》全文和《中山公园碑记》并非在一块碑上分刻两面，而是二块碑，并且是相背而立的。

　　孙中山遗嘱原文落款为“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孙文”但此碑的款项却是“中华民国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文”。同样的内容，为何前后时间差了正好一个月呢？笔者细看后，发现当年沙孟海书写碑文时并没有错，但因为石碑已有风化，致使落款处石片剥落较多，后来在涂金粉时，把“二月”错描成了“一月”所致。

　　总理遗嘱碑的价值

　　《总理遗嘱碑》用宁波所特有的梅园石所刻，碑高202厘米，宽90厘米，厚22厘米。全碑除《孙中山遗嘱》全文外，别无他字。碑额“总理遗嘱”四字纵向排列，正文含落款共八列，满列25字，共计160字，首行平齐，碑额及正文均由楷体书写。全碑保存尚好，除正文未尾一“文”字和碑石中部个别字因碑石风化有损外，其余文字完好，字口清晰，较好的再现了书法原貌。

　　此碑是沙孟海先生30岁时的一件楷书作品，在沙孟海年轻时期纸质书法作品少如凤毛麟角的现在，沙孟海当年写成的碑石无疑弥补了这一史料。原本中山公园内《总理遗嘱碑》和紧贴其背的《中山公园碑记》均为同一时期所写，都是难得一见的沙孟海年青时期作品。但甚为可惜的是《中山公园碑记》原碑至今也未能找到，《总理遗嘱碑》也是几经周折，能留存至今，已是幸事，因此此碑也就变得更为珍贵。

　　从书法角度来看此碑，则其书法与其他楷书碑刻常通所具有的隶穆氛围就有所不同，书法总体虽还趋于工整一路，然而我们对具体的每个字书法及结体细看时，则会发现每个字都充满了动感。这件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年轻的沙孟海当时已经突破楷书方方正正的约束，在追求着书法个体的姿态，以及追求书法作品的整体动感。而且这件作品再现了后来成为一代书坛泰斗的沙孟海先生年轻时期的书法风貌，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很多沙孟海晚年作品中所常见的“沙体”书风的最初影子。因此，《总理遗嘱碑》不仅为研究沙孟海书法形成和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沙孟海先生年轻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沙老过世后的第二年，沙老家属遵循沙老生前遗愿，将沙老收藏的《总理遗嘱碑》拓片以及沙老作品数百件一同捐赠给了家乡的沙孟海书学院。1996年12月，在筹备赴台湾举办《沙孟海书法遗作展》中，主办方还将这件收藏在沙孟海书学院的《总理遗嘱碑》拓片列入赴台展出的32件作品之列运往台湾展出。当然，主办方把这件作品作为赴台的展品，也许不仅是因为这件作品是沙孟海年轻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更多的是希望借此让海峡两岸同胞一起来重温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企盼实现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