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火社”一些成员与四明山游击区保持密切的联系。倪华源、徐仲芳(女)在参加“燧火社”时都已是党员，王庸等人入伍都是通过他们的关系。倪华源多次把中共四明工委的机关报《四明简讯》以及其他宣传资料秘密地带到宁波城区，供“燧火社”成员阅读。其后有好几批成员，都是由他带到游击区去的。他多次奉命秘密潜赴城区采购游击区的军需物资，进城办事时，落脚点就在江东洪圣巷“燧火社”成员徐闾芳、徐仲芳、徐爱芳三姐妹家中。这三姐妹就被我们称为“徐氏三女杰”。

　　“燧火社”当时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学习革命书报，定时分散学习讨论，通过共同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学习较多的是中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同时传阅由上海出版的《时代》、《群众》、《民主》、《文萃》等进步刊物。还读了不少的革命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特别是从四明山游击区带出来党的报纸、资料，使成员们受到教育，鼓舞斗志。大家学习热情都很高，往往废寝忘食地阅读，畅所欲言地讨论时事。当时编印好多期《燧火》油印小刊物，主要刊登一些成员撰写的学习心得、杂感及一些动态报道等。

　　1948年秋，我正在鄞县县立中学念书时，由萧章烈士的弟弟介绍，参加了“燧火社”。因为是苍水街小学时的同学，接触较多，关系融洽，无话不谈，知根知底。宁波高工学生干昌权，是初中时同学，他读电讯专业，擅长电讯，会短波收音机的接收，而徐氏三女杰家中却有短波收音机，晚上到她们家能收听到新华社电台的播音，解放济南，活捉王耀武的消息正是从电台中收听到的。反动当局绝不会在报纸上公开披露此类消息，作为“燧火社”成员，却是深受鼓舞与教育。

　　“燧火社”一般逢星期天聚会一次，交流学习心得，谈各人对时局的看法，因此心情极为舒畅，各人都尽情地吸取精神营养。活动地点经常变换，主要在章德敏(中山东路元昌衣庄)、干昌权(江东华严街)、徐天青(江东后田墙)、徐闾芳(江东洪圣巷)等人家中，在我家(厂堂街)也聚会两次。1948年8月有几次到近郊福明的松下漕植本小学集会，那里地处偏僻农村，比较安全，不会引起敌人注意。

　　不断学习使“燧火社”成员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1948年秋季，根据当时形势，一些成员有了离开城区和家庭、奔赴游击区参加革命的愿望。先由倪华源进入四明山游击区，以后胡日成、王庸都进入四明山游击区，徐仲芳(已是中共党员)由组织安排她入伍。此后“燧火社”由干昌权、徐闾芳、徐天青等人主持。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浙东游击区需要不断输送革命青年入伍。1948年11月以后的“燧火社”的根本任务，已转入积极作好思想准备，随时听候游击区党组织的召唤，直接投入到武装斗争的行列中去。“燧火社”成员陆续有新同志参加，队伍不断壮大。因为成群结队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故活动方式多采用个别联系、接触。张立皓(中共地下党员)与徐闾芳、干昌权接触较多，帮助也大，他要求徐、干两人认真抓好“燧火社”工作，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发展组织，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陆续输送进步的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干昌权受张立皓委托联系城区另一个革命组织——“哲学研究会”，让该组织成员与“燧火社”成员共同开展工作。

　　1949年2月初，正逢春节，徐天青、章德敏、陈祖光、徐爱芳、王蓓茵五人，经组织安排，一起进入鄞西游击区参加革命。

　　壮士一去不复返

　　1949年2月，章德敏(即萧章)进入游击区后被分配在二区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四明山区进行“围剿”，鄞慈二区地处前哨，除了武工队在平原活动外，民运组无法开展工作，大部分同志陆续奉命隐蔽打埋伏住“公馆”(即临时搭建的茅棚)以积蓄力量。2月24日萧章奉鄞慈二区区委之命，到乌岩找县办民运组织联系工作，回区委路上，在碾子跟与国民党浙江保安总队便衣队遭遇，敌人看到戴眼镜的白脸书生，即假称是自己人，企图骗他说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谁在来往。几句话露出了兵痞腔调，萧章警觉到“不是自己人”。敌人看到露了馅，立即动手围捕。把他押到红岭，关了一夜，第二天转押至石岭，与已被捕的朱敏、陈辉、徐角方(女)关押在一起，进行刑讯逼供，企图查到我部队的活动动向，以歼灭我部有生力量。萧章与朱敏、陈辉同关一室，他们相互鼓励，共同高唱《国际歌》，还向看管他们的士兵宣传革命形势，讲革命道理，那些被抽壮丁的穷苦出身的士兵，很同情他们。时常为他们提供笔、纸，他们从狱中写出两封很有政治意义和军事价值的情报信，并在信中表示他们愿为革命做出牺牲，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决心。敌人认为萧章是刚参加工作的新兵，未经锻炼的书生，容易打开缺口，凶残地对他施行五次电刑，用死的威胁，活的引诱，企图从他口中获得一些我方情况。萧章忍受了肉体和精神上极大的痛楚，不吐露半句情况。受酷刑后回到被关押的囚室，得到了朱敏、陈辉的鼓励，更坚定了他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决心。面对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敌人束手无策，终于下了毒手。3月11日，丧心病狂的“浙保”营长杨柏年下令杀害他们，在余姚、鄞县交界的中村独山下挖掘活埋萧章、朱敏、陈辉、徐角方四同志。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敌人狼狈地逃跑了。乌岩及附近群众，立即挖出烈士的遗体，重新安葬，并在乌岩老祠堂内举行烈士追悼大会。解放后，鄞县人民政府为缅怀革命烈士，将他们的遗骨安葬在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内，供后人瞻仰、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