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要求

　　坚持职权法定。职权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必须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做到政府职权法授、程序法定、行为法限、责任法究。

　　坚持职权法定，首先要依法规范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推进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法定化，实现组织法定。《决定》明确提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关键。但实践中，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之外擅自设定权力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例如增加审批环节、增设审批事项、违法实行优惠政策、实行地方和行业保护等。因此，行政权力要严格实行“授予原则”。各级行政机关无论履行哪一项职能，从行为到程序、从内容到形式、从决策到执行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运行。

　　坚持全面履职。全面履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环节。只有各级政府全面履行好法律赋予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履行职能，必须继续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让政府更好归位、市场更大发力、群众更多受益。

　　全面履职要求各级行政机关积极依法履行职责，切实落实好依法作出的各项决策，维护好、实现好法律体现的意志和利益要求，不能只是被动履责或者消极行政。《决定》指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同时，各级行政机关还必须依照法治精神主动作为，严格在法律制度框架下实施行政管理。《决定》强调，“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当前，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还要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建设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更好发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市场监管，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维护经济社会秩序。

　　坚持权责统一。权责统一是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政府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权利与义务统一、职权与职责统一，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是现代责任政府的基本理念。把国家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当作部门权力和个人权力，或者只行使权力不承担责任的做法，都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坚持权责统一，要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需赔偿。它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法律负责，承担因自身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产生的各种法律责任。有权必有责，有权要尽责，不允许存在无责任的权力；用权受监督，监督要全面，不允许存在不受监督的权力；违法要纠正，人员要问责，有健全的行政纠错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有些地方和部门行政权力运行不透明，监督渠道不畅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和行政问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有案不查、有错不纠、有过不惩的问题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建成真正的责任政府。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统一。对缺位、越位、错位的行政行为都要强化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

　　坚持各级政府履行好各自职责。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的法律制度，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前提。针对改革实践中存在的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责边界模糊、职能错位，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调整主要依据政策性文件，缺少法律约束力和权威性等问题，《决定》提出“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为各级政府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指明了方向。

　　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就是要求中央政府在逐步减少微观和具体管理事项的同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关系全国政令统一、维护统一市场、促进区域协调、确保国家各领域安全的重大事务集中到中央政府，加强国家统一管理。中央政府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强化发展规划制定、制度机制设计、全局性事项统筹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等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同时，强化中央在重要领域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就是要求把有关省域内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交给省级政府。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就是要求强化市县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执行职责，更加主动地采取措施，切实解决与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食品安全、市政管理、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市县政府贴近基层、就近管理的优势。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界定和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减少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授权的随意性，切实保障各级政府在法治化轨道上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