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枫桥区域盛产香榧，可64岁的当地人毛仲木告诉记者，在他们眼里，比香榧更宝贝的是“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对枫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做法作出批示，让这个浙江中部的小镇，一跃成为“全国标杆”。

　　过去的53年，毛仲木从少年到年逾花甲，“枫桥经验”也不断创新拓展。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自治、德治、法治的理念与实践已经渗透到这片165平方公里土地的角角落落，渗透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人心中。

　　自治：和事佬的一杆秤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毛仲木知道，在枫桥，这都不算事儿。小时候，他就经常看到身边的亲戚邻居，相约着“找地方说理”。

　　说理，不是为了给对方难堪，而是通过接受调解解决矛盾，彼此“有话好好说”。毛仲木清晰地记得，在他11岁的时候，枫桥出名了。“毛主席批示表扬一个镇的做法，这在当时真的不得了。”他说。

　　毛仲木在2012年退休后选择成为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的一名专职调解员。

　　“每次看到剑拔弩张的双方握手言和，就觉得自己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毛仲木对记者说，“赢得当事双方的信任，把烦人的矛盾纠纷化于无形，是我坚持做调解工作的原因所在，也是‘枫桥经验’的魅力所在。”

　　采访中，他说起这么一件事。就在今年4月，镇上海角村村民陈光亮因为儿子要娶老婆，想要浇筑屋前一段不到两米的田耕路。可因为近几年不断的小龃龉，邻居陈大福就是不同意，还将自家杂物堆到路面上。

　　村委会几次出面协调不成，两家人一起来到毛仲木面前。“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说不开，无非就是在气头上，大家都想挣一个面子。”毛仲木对调解早有心得，他告诉记者，只要说情说理，慢工出细活，让矛盾双方从不理解到理解，心渐渐软下来，就有了商量余地。

　　在枫桥，像毛仲木这样的“老娘舅”，每个村至少有一名，村民的大小纠纷，都会先在他们那里“报备”，若是在村里解决不了，再一起到镇上的社会服务管理中心。过去的2015年，中心共参与协调矛盾纠纷123件，涉及资金1200余万元。

　　德治：乡贤们的新理念

　　“过去的几十年，村里有本事的人大多往城里去了，现在，他们又回来了。”毛仲木说，去年4月，枫桥镇成立乡贤联合会，目的就是让那些在外地发展的能人常回家看看，助推枫桥发展。

　　在马岭村，一条连接何家坞和王家溪头两个自然村的联村公路，马上就要通车了。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军告诉记者，这条公路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经过车辆的长期碾压，路面已经坑坑洼洼，不仅给村民造成不便，也制约了村中企业的发展。今年初，村两委向乡贤们求助，很快，来自全村的30多位在外乡贤和本地企业经营者，就达成意向性捐款50余万元。一直未能动工的马路，开工了。

　　不仅仅是村庄建设，乡贤们带回来的，更是技术、观念与理念的创新。

　　杭州地利旅游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楼旺鑫，在镇上打造乡贤文化园。他说，枫桥是“三贤”故里，又是“枫桥经验”发源地，有历史底蕴，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旅游发展，有大文章可以做”。

　　这正是“枫桥经验”在21世纪应有的新意。曾经，它带来的只是治安好、犯罪少的狭义“平安”，如今，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目标，是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

　　法治：调解员的“再升级”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

　　毛仲木的笔记本扉页上，端端正正写着这12个字，退休4年整，他的生活中多了一样新事物：法。

　　“小时候，爷伯叔父们做调解，带一张脸、一张嘴，说得双方握手言和，就可以打道回府;但现在，矛盾要挖断根源，一定要靠法律。”他告诉记者，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元化、复杂化，像他这样的老调解员，都面临着这个新挑战。

　　在毛仲木眼中，枫桥人的“法治”，是从村规民约开始的——

　　不损坏公共设施、不侵占集体财务;不造谣传谣滋事、不参加迷信活动……这一条条“软法”，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不讲规矩但又够不上违法处罚的行为进行制约，轻则批评教育、舆论谴责，中则黑榜公布、微信曝光，重则取消资格、赔偿损失。

　　2015年，枫桥镇印制村级权力清单手册，提升民主治村标准，对村级重大决策事项、村级招投标管理事项、村级财务管理事项等13大类36个方面的操作流程进行统一规定。同一年，以法治为引领，枫桥当年化解各类矛盾992起，成功率达到98.4%，其中，85%化解在村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于人民群众的内心拥护，让老百姓觉得法律是值得信赖的，他们自然会去了解、去使用。”毛仲木说，过去，村里办法治课堂，听者寥寥，这几年，能明显看到变化。

　　自治、德治、法治，这是岁月在枫桥印刻的痕迹，也是枫桥人不断创新的探索。毛仲木说，“枫桥经验”伴随着他走过大半辈子，一直都在变，变得多样了、广泛了、深刻了，可其实，也一直都没变，依旧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