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公布的今年1—8月工业经济数据显示，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7.8%，高于全国同期1.1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3位，比上月回升2位，是十多年来按月累计的历史最好成绩。

　　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浙江工业企业在经济下行时期相对加快技术进步，使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大于资本和劳动贡献，较好促进了微观均衡重建，加快形成了有利于浙江工业回升的基本面。这既表明浙江工业企业具有较强韧性，也表明“机器换人”在浙江取得了实质性成效，更表明浙江以草根韧性为支撑的企业技术进步，是工业增长加快回升的主要因素。

　　浙江工业增速正经历从先于全国下行到先于全国回升的重大转折

　　▲2000.1-2017.8按月积累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全国位次

　　»十几年前开始浙江工业出现相对性下滑。

　　十几年前，浙江规上工业增长速度，在领跑全国的位次上开始下滑。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全国出口增速断崖式下跌，浙江工业增长在全国位次进一步下滑。2008—2015年，浙江工业陷入寒潮，期间除2010年个别月份外，规上工业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持续排在全国20名之外。

　　»2016年浙江工业先于全国筑底回升。

　　2016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增速达6.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增速在全国的位次提升3位至第22位，初步遏制了工业增长的持续下滑。今年1—8月，浙江工业增加值增速达7.8%，领先全国1.1个百分点，在全国位次上升至第13位。若与2012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增速一度跌至全国30位相比，回升幅度达17位。

　　»技术进步成为浙江工业增速先于全国回升的主要动力。对于浙江工业先于全国回升，很可能主要是技术进步的作用。

　　1998-2016年浙江规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7.1%。虽然按年度比较，这一数值大致呈现下降态势，但相对于工业增加值增速更大幅度的回落，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工业增长的作用明显提高，与之相应的是技术进步贡献逐步加大。

　　技术进步对浙江工业增长贡献从低到高三个阶段

　　根据技术进步增长率及其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变化，可将1998年至今浙江工业增长分为不同要素驱动的三个阶段，而2011—2016年浙江工业增长以技术进步驱动为主，为当下浙江工业回升提供了实证解读。

　　▲1998-2016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进步、资本及劳动贡献率变动

　　»第一阶段1998—2004年，劳动和资本贡献为主，技术进步贡献较低。

　　1998亚洲金融危机结束至2004年，浙江工业增长领跑全国。此期间，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达23.8%，资本投入增速15.5%，劳动力投入增速12.0%，技术进步增速10.3%。这一时期工业增长贡献主要来自劳动和资本，其中劳动贡献30.3%，资本贡献26.2%，两者合计56.5%。而技术进步贡献仅43.5%，比劳动资本贡献合计低13.0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浙江以劳动密集传统工业为主的经验感受基本一致。

　　2004年以前浙江工业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多数工业企业主要靠“跑量”积累利润，长期依赖低成本劳动为主的低价格要素、以及低层次商品为主的市场需求。这一阶段劳动和资本贡献相对较高，劳动者得到的实惠较少，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较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能力较弱。

　　»第二阶段2004—2011年，资本贡献上升，劳动贡献下降，技术进步贡献有所上升。

　　这一时期，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至11.2%，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速分别降至9.5%和2.4%，技术进步增速降至5.9%。各要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占34.1%，劳动占13.0%，技术进步占52.9%。

　　与第一阶段相比，资本贡献提高7.9个百分点，劳动贡献下降高达17.3个百分点，技术进步贡献提高9.4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2004以来劳动力供给短缺逐步显现，资本投入对工业增长贡献加大的实际情况相符。

　　这一时期，浙江工业长期积累的素质性、结构性问题逐步显现。工业企业经营“重扩张，轻转型”，企业分配“重资本、轻劳动”，埋下了影响持续增长的重大隐患，这也为浙江工业经济先于全国遭遇经济下行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特别是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依赖“两低”为主的工业企业难逃寒冬袭击，加剧浙江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劳动力价格提高，企业用工增长大幅放慢，导致劳动贡献在这一时期大幅下降；企业开始注重增强“内功”，省政府提出“机器换人”，技术进步贡献有所提升。需要指出的是，受2008—2010年4万亿财政刺激。在短期内扩大民间投资，导致资本在工业经济增长中贡献明显较高。

　　»第三阶段2011—2016年，技术进步贡献为主，资本贡献上升，劳动贡献为负。

　　浙江工业增长2011年达到历史最低点的负1.2%之后，开始小幅回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7.4%，资本和劳动增速分别为7.2%和-1.0%，分别比上一阶段低3.8、2.3和3.5个百分点。不过技术进步增速5.1%，虽比上一阶段低0.8个百分点，但大大低于其他要素增速的下降；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达69.4%，比上一阶段提高16.5个百分点，超过同期资本贡献和劳动贡献30.0和77.8个百分点，成为推动工业增长的主动力。

　　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者对于浙江工业增长的贡献变化趋势表明，21世纪初期以来浙江工业增长动力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劳动和资本推动为主，转变为技术进步驱动为主，体现出浙江工业经济内在素质提升和要素结构优化。

　　重建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微观经济均衡

　　在技术进步为主线的诸因素积极作用下，浙江工业企业的经营规模与技术进步，内需与外需，劳动工资与企业利润等微观结构有所优化，形成了生产经营增长速度回落下的微观均衡重建。

　　»“提质换量”，构建企业规模和企业素质新均衡。

　　2011年以来，企业一方面主动收缩生产经营规模，另一方面持续保持科研活动投入，提升了企业内在素质，增强了对于经济增长回落的抵御能力，推动由传统外延扩张向内涵增长转变。

　　企业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方式，合理收缩生产经营规模。2011—2016年，规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年均增长仅4.1%，即使考虑到生产者价格下降因素，仍比前大幅降低。2017年1—7月，企业资产负债率55.0%，比全国低0.8个百分点，比2011年同期降低6.7个百分点；企业财务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3%，比2011年同期降低0.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企业科研活动支出及其比重持续提高，高技术新产业加快增长，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升。2011—2016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年均增长12.2%，高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8.0个百分点，同期科研经费支出相当于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为1/5强，为2004—2011年的近2倍。

　　这有效促进了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企业新产品产值率从2011年的22.0%提高至2016年的34.3%。2011年以来信息经济核心产业、装备制造、高新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快于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

　　▲2011年-2017年1-6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主营业务收入按月累计增速

　　»“机器换人”，构建资本与劳动新均衡。

　　2011—2016年，浙江规上工业企业全部职工数量年均减少1.0%。同时，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6.6%，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7.0%。考虑到同期固定资产折旧率提高了7.3个百分点，生产者价格降低，则人均新增机器设备的实际增速更高。劳动生产率较高，同期浙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4%，比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实际增速高0.3个百分点。

　　▲1998-2016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和固定资产净增

　　▲1998-2016年浙江设备工器具、建筑安装和消费价格3个指数变动情况

　　资本内生技术进步加快。技术进步促进机器设备升级并加速其贬值，相当部分资本技术进步融于机器设备之中。2011—2016年设备投资价格指数持续走低，至2016年达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最低点，这一利好因素推动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较快增长。

　　劳动内生技术进步亦大幅加快。伴随用工荒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结，劳动力成本从过去较低水平开始上升。2011—2015年浙江制造业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扣除物价后年均实际增长13.0%，高于同期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速3.8个百分点。

　　虽然工资上涨从一个方面增加了企业成本，但极大改善了过去劳动所得较低的结构性失衡，对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作用。同时，进入生产一线的本专科大学生持续增加，大大增强了生产一线的知识和技术素质，促进先进工艺技术装备使用，降低先进工艺技术使用成本，促进生产一线的微创新。

　　»“以内补外”，构建国内和国际市场新均衡。

　　工业企业积极应对外需不断下降，以国内市场弥补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份额有所提升状况下，推动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

　　工业企业出口占比持续下降。2011—2016年按美元计算，浙江出口总值年均仅增长2.7%，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全部销售产值比重从2007年的26.1%减少至17.6%，减少8.5个百分点。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2011—2015年持续保持在10%以上，仅2016年以来回落至9%多，一定程度弥补了出口增长下滑的不利影响。

　　▲2011年-2018年1-7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增速和国内销售产值增速

　　浙江在轻工业生产领域的比较优势，恰好适应了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国内消费品市场从过去模仿型、排浪式，向个性化、品质化转型，倒逼企业实施产品策略，改进产品，降低成本，扩大有效供给。同时，浙江作为互联网经济的策源地，互联网面向千家万户、降低信息不对称性的特点，较好迎合了浙江工业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推动企业实施渠道策略，实现从单纯生产制造向供应链协同转型。

　　网络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智能化制造等全新的生产—销售模式加快涌现。企业在销售结构向内转型过程中，通过多元化的市场营销策略组合，加快推进技术进步，有效扩大内需市场，形成新的内外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