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了6年。很多年后，他在杭州G20工商峰会开幕式做主旨演讲时深情地说：“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这6年，在改革开放的浩荡历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就任中央后的“老书记”习近平第一次重访浙江。他谆谆寄语浙江要再接再厉，“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40年，总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4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中国。浙江，乘着时代的大江大潮，站立于一路向前的“东方启动点”。

　　

　　杭州奥体中心“莲花碗”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②︱一场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的胜利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③｜浙江“最骄傲”的是什么

　　弗·哈耶克在其1988年出版的著作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阐述：“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作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集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农村问题元老杜润生评点温州及浙江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杜润生进而断言，浙江的事实表明，在民众的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般性规律。

　　改革开放40年，作为领跑者，浙江的秘密就像哈耶克与杜润生所描绘的如下画卷：释放民间力量的精灵，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并最终汇聚而成如同浩荡钱塘大潮一般的自发扩展的秩序。

　　

　　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潮

　　一

　　民间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财富大餐上的份量，已经是必须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才足以形容了。

　　截至2017年，浙江民营企业在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达65%，贡献了全省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榜人数及财富总额、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等重要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国家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浙江一骑绝尘，连续19年上榜企业家数夺冠。

　　

　　中国第一农民城龙港新貌

　　

　　经济总额的占比与私人老板的数量，还不是彰显民间活力的全部舞台。在浙江，在几乎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嗅到这股神奇能量的气息：

　　1984年，6300多户“有点钱”的乡下人集资2亿多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旁若无人地从昔日的滩涂上崛起；

　　1990年，很想“飞起来”的老板们掏出了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真金白银，中国第一个以民间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首航；

　　2003年，浙江开建世界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17家民营企业组成的6家投资公司占股55%，启动了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国字号”大型基建项目的破冰之旅；

　　2005年，中国首条民资参股的干线铁路衢常铁路动工，浙江民营企业独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项目杭绍台铁路开工兴建，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占股51%。

　　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如精灵翻飞，魔力无边。“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恰是对浙江民间力量稍显夸张却又精准传神的写照。

　　必须看到，民众的发展动力在浙江超乎想象的生发膨胀，并非人们预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前30年国家投资的严重匮乏、国有经济的脆弱与无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计划经济主流思想的相对淡漠，为浙江民间力量的率先夹缝求生创造了客观的“边区效应”。

　　十分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各级政府对此给出的集体性姿态是默许和宽容。这一姿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较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浙江民众日子很苦，政府可资运作的资源有限，放手让民众为家庭和家园摆脱贫困“各显神通、八仙过海”，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也是必须具有的起码的政治良心。

　　于是，在浙江，改革开放回归了其应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

　　这样的回归对执政者来说是巨大的自我考验。它意味着摆正心态、放下身段，甚至放弃某些被长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权力。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贵的勇气。当我们为民间力量的雄起欢呼时，真的不应忘记同样为执政者的理性和勇气鼓掌。

　　有观察者曾将浙江一路走来坚韧不拔的民间力量形象地比喻为“老百姓经济”，很普通，很不起眼，但它分明是顺乎自然规律的产物。在市场力量的推手之下，聚沙成塔、滴水成河，蕴涵着、迸发着势不可挡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即便是改革开放走到第四个10年，盲动的自发开始更多地让位于理性的自觉，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提升需要政府更多的有效作为，浙江主政者依然坚信放活民间才是最好的出路。从倡导“店小二”精神、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承诺“最多跑一次”，作为构建小政府大市场最为成功的省份，让民众及其身后市场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大地。

　　二

　　通常用来形容浙江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七山一水二分田”。

　　有山、有水、有田，听上去很美。但真实的境况是：改革开放之初，全省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的一半，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其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极为不便，人称“浙江到，汽车跳”。一个陆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小省，从省城杭州驱车前往距离不过400多公里的边远山区县市，竟然需颠簸劳顿将近20个小时。

　　再看各类矿产资源，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名声最响的浙江北部国营长广煤矿也已于2007年因矿藏枯竭彻底关闭。据官方权威统计，如果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则为11.5，即相当于全国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3位。

　　可怜的浙江！

　　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在浙江遍地开花的，却是令许多学者大跌眼镜的“零资源经济”奇迹：

　　地处水乡平原的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占全国市场三分之一，一个只有30多万本地人口的江南小县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海宁市本地不出产一张毛皮，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年产皮衣上千万件；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与人参鹿茸毫不搭界，其县城灵溪镇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参茸集散中心，满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档人参足以让所有到访者目瞪口呆。有数据显示，浙江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至少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属于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青年时期的王均瑶

　　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唯一答案，是在浙江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奔走着一大群人，一大群无拘无束的被解放的人。他们，才是浙江最为稀缺、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

　　印象中，浙江人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是改革40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者”的故事可谓车载斗量，无一省市可比——

　　25岁的苍南县农民供销员王均瑶心比天高，开出了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班机航线。“胆大包天”从此成为一代浙江人敢于向既定命运挑战的绝版案例。

　　温州第一位下海官员叶康松，只身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不懂英文的他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语。在异国他乡，叶康松逢人就掏出来一个劲比划，跌跌撞撞闯出一片天。

　　“汽车疯子”李书福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牌照。“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佬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而不怕失败的背面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马云应该是浙江创业者中梦想最大、胆子也最大的传奇。他曾经凭借在西湖边和根本不认识的外国游客搭讪来学习英语；第一次去美国谈生意甚至被人绑架并软禁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阿里巴巴刚开张的那天，手里只有50万元本钱的他却朗声宣布：“我们要建成一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但是，马云赢了。

　　40年间，浙江英雄辈出。事实上，所谓英雄，如当年的农民供销员王均瑶者，本是乡间极草根的小人物，胆子很大，天地也就很大，一切因此变得皆有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在浙江，像这样渴望成功、无惧失败的无名氏不止一个，而是一群，是千百万。

　　三

　　关于民营企业的率先突起，关于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关于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关于互联网新经济的率先惊艳，所有关于浙江改革具有样本价值的现象解读，都将无一例外地回归于人的解放。

　　准确地说，在共同的全国性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背景下，发生于浙江的人的解放并不是一个被灌输、被教育的被动等待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大量事实中观察到，改革伊始，作为变革演进的主体力量之一，浙江的民营经济创业者、实践者80%是农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们既不可能有直达京城的灵通消息，亦没有对玄奥高深的政策精神普遍优秀的领会能力。他们最原始的改革驱动力仅仅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挨饿，让自己的后代远离贫困。怀揣着这一炙热的冲动，他们义无返顾地行动起来，并在普遍的市场经济的艰苦实践中实现一次次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

　　

　　浙商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商业力量。图为2017年底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召开。

　　具有浙江个性化特质的是，基于历史渊源积淀而成的地域广泛的迁徙与游商的传统习性，则为浙江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可能。费孝通在分析社会变革内在根源时曾认为，“社会变迁起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各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正是在比其他省份人群更为频繁地“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之中，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开。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呈现的鲜活事实表明，人的解放必定会生发出财富的解放。换言之，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了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灰暗的。

　　我们在浙江看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情景是，被一场伟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仅是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自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