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批复浙江省建设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9月27-29日，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对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进行中期评估，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全程参加了评估工作，对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已成为浙江聚焦聚力高质量、聚焦聚力竞争力、聚焦聚力现代化的新动能和加速器有了更深的认识。

　　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取得的成效，得到了中央网信办领导和评估专家组的高度肯定，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积极争创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奠定了扎实基础。

　　浙江是数字经济发展先发地。在2003年1月召开的浙江省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数字浙江是全面推进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础性工程。”“数字浙江”建设成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2003年9月发布了《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2003-2007年)》。

　　我曾有幸参与了《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的前期研究，负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浙江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课题研究，该课题系《数字浙江建设规划》重大招标课题的两个分课题之一。

　　回顾15年来的变化，这个课题研究的内容，既是当时浙江产业信息化的关键问题，也与当前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具有直接关联。打造全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对克服浙江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具有广泛和直接的促进作用，是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主战场。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关键

　　(一)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增长的重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明确和丰富了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刻内涵。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关键在于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对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广泛渗透融合形成的融合部分(主要是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主体。2007年之后，我国数字经济融合部分依托于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旺盛需求，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升。

　　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7年的77.4%，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7年的25.4%，融合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79.2%，数字经济融合部分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在浙江，2017年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占数字经济比重也提高到76.4%。

　　(二)产业数字化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

　　我国实体经济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传统“小、快、灵”的生产方式已无法适应精准化资源配置、自动化组织生产和网络化企业互联的趋势。

　　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引导的“新工业革命”，既为实现实体经济转型和跃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机遇和方向性指引，又为推动这样的转型和跃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和技术手段。

　　数字技术与自动化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数字化智能生产方式，可以渗透、运用到几乎所有的产业和行业，并围绕信息智能技术形成新的产业组织生态。

　　产业数字化对内生性、长远性的经济存量提质增效和内涵式发展具有巨大作用，是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的基石，是我国经济抓住数字智能时代转换重大历史机遇重塑新的国际竞争力的支撑。

　　(三)产业数字化是全面协调建设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的主战场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主体和重点。

　　数字产业化与数字技术人才集聚、创新载体、平台资源等有着直接的关联，使得部分不利于具备这些资源的地区难以发展数字产业化。但产业数字化相对与人才、技术、平台等资源的依赖不是那么严重，区位条件相对不利的地方一样可以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

　　浙江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较明显的不均衡问题，杭州、宁波、嘉兴、金华等地区发展较快，特别是杭州的数字经济全国领先。数字产业化主要集中在杭州，2018年前三季度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856亿元，其中杭州为2224亿元，占全省的57.7%。

　　如果说数字产业化，杭州集聚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产业数字化则不是杭州的专利，其他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应该聚力聚焦在产业数字化，把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广泛渗透融合作为主要着力点，这将形成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

　　(四)中小企业是产业数字化的主体和基础

　　我国中小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产业数字化的主体。

　　浙江具有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的特征，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运用，引致产业发展条件和市场需求特征产生重大变化，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所处的产业地位因而发生逆转，数字化时代形成了开放、多元、网状分工、相互合作竞争的产业组织格局，自主性、独立性、灵活性不断增强的中小企业及其群体，正逐渐成长为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区域产业组织创新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不足、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生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出口严峻等问题，迫切需要通过数字智能改造实现传统业务的转型和新业务的开创与增长，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浙江产业数字化的成效与不足

　　(一)成效与优势

　　两化融合总体水平保持领先。加快传统产业“互联网+”、“标准化+”、“人工智能+”等模式创新，2017年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二。

　　扎实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建设，截至2017年底，全省共创建省级“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试点区域54个，省级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示范企业107家、试点企业68家。2013年以来，大力推进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机器换人”，全省在役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6.4万台。

　　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不断夯实。2017年制定实施十万企业上云行动计划，到今年9月全省上云企业累计达23万家。着力开展“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融合示范试点，通过系统构建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实现产业上下游、跨领域的互联互通，形成产业数字化的新兴业态和应用模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浙江省共同推进工业互联网国家示范区建设，浙江率先推进建立“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和行业联盟，阿里云、中控、之江实验室共同参与supET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ET工业大脑已经成功服务了中策橡胶、正泰新能源等数十个工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帮助企业创造利润数十亿元。

　　行业创新快速涌现。以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为代表的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探索和实践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制造新模式，加快转型步伐。涌现了一批研发设计协同化、生产过程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等模式，并且正在快速带动同行业和上下游企业创新发展。

　　电子商务持续发展，全省有活跃网点74万家，截至2017年底，累计建成城乡电子商务服务站3.34万个，其中农村服务站1.64万个，电子商务进万村工程取得明显成效。配套制造业的金融、物流快速发展，中国首支产业供应链基金在杭州成立，浙商银行宣布成为国内首家智能制造服务银行，以菜鸟和传化物流为代表的第四方物流平台已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

　　数字化服务支撑能力逐步加强。浙江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综合指数居全国第3位，已培育发展了一批信息工程服务机构，覆盖智能硬件、网络设施、云服务和大数据、软件和应用服务等领域。

　　云计算服务能力快速增强，已具有30多家云平台服务商、200多家云应用服务商。阿里“淘工厂”集成整合了海量企业的制造能力，实现一个订单网络化协同加工，携手工厂、电商卖家一起打造柔性化供应链。

　　(二)存在问题与不足

　　对产业数字化的认识存在偏差。

　　一是部分地区对数字经济缺乏正确的理念，认为数字经济是高科技，当地条件不够，存在畏难情绪，没有从产业数字化内生性、融合性、广泛性、长远性的提质增效作用加以认识，缺乏积极性。

　　二是一些地区对发展数字经济缺乏因地制宜的规划与推进举措，热衷于关注引进大项目，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性、适用性和持续性考虑不足。

　　三是政府政策扶持偏向锦上添花，重点示范企业能够获得多渠道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而一般中小企业却难以享受这些政策。

　　区域、行业、企业发展不均衡。

　　从区域来看，杭州一枝独秀，宁波、嘉兴、金华等地区发展也较快，但半数以上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低于30%。

　　从行业看，以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数字内容为代表的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在生产领域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大部分制造业和农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总体不高。

　　从企业看，一批传统产业的龙头企业成为智能制造、智能物流、数字文创产业的标杆，但大多数中小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尚处在起步阶段。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与内生动力不足。

　　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一些大型龙头企业和示范企业，还没有实现较大面积的推广。

　　企业上云行动还主要局限在企业单体层面应用上，大部分企业在研发设计协同化、生产过程智能化、能源管控集成化、服务模式延展化和个性化定制等方向为重点的数字化转型尚处在较低水平。

　　大多数中小企业认为数字化投资回报周期长、转换成本高，普遍存在数字化转型顾虑多拍板难、推动数字化技改形成合力难、技改投入能力弱、技改后数字化生产线维护难等问题，缺乏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支撑能力不够强。

　　工业互联网基础体系尚不完善，核心平台、核心工业软硬件、工业云和大数据平台、系统解决方案供给能力、信息安全等领域有待全面提升。

　　现有的信息工程服务公司和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还不能满足各行业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行业大数据平台缺失，企业间数据的交换、融合尚在初始阶段，政府公共数据面向企业开放的程度还不高，应用潜力和开发价值有待全面释放。

　　数据资源的挖掘利用程度不深，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数据驱动产业升级路径。信息安全特别是私有云和公有云的安全问题压力增大。

　　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对策

　　(一)提高认识加强谋划分步推进

　　提高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地方政府对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中小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背景下的产业及产业组织、产业治理与产业组织新生态的理解至关重要。

　　过去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通常更重视大企业，希望更多地从区域外部直接引进大资本、大项目，通过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不断扩大区域经济增量。

　　现在，地方政府应着力通过数字化转型推进区域内经济存量提质增效和产业能力升级，营造、优化满足广大中小企业健康成长所需要的、服务导向的适宜环境，以数字化技术和产业链协同为中小企业技术赋能、组织赋能和管理赋能。

　　在产业数字化推进战略上走在前列。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和路径”课题组得出的研究判断(2018年3月)，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8-2020)：数字化转型试点

　　第二阶段(2021-2025)：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第三阶段(2026-2030)：企业内到行业的集成

　　第四阶段(2031-2035)：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

　　浙江要全面建成全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必须在推进战略上先行一步，也就是做到第一阶段(2018-2020)：在试点示范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第二阶段(2021-2025)：企业内到行业的集成；第三阶段(2026-2030)：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

　　不仅杭州等数字经济先发地区要率先垂范，各地都要加快步伐，积极行动，明确本地区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着力从以企业、项目试点为主的阶段向较大面积推广为主的阶段转变。

　　在产业数字化实施步骤上循序渐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是需要持续奋斗才能实现的过程，在实现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障碍，政府既需要引导企业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坚定信心、明确路径、加快行动，又要因地制宜、因“业”制宜，采用化整为零、逐步突破、步步为营的推进之法，一步一步扎实干。

　　政府既要为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排忧解难，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要发挥政府及机关部门的服务与监管职能，加强对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的监督把关，加强对各方权益的依法保护，做到服务既不失责、加强适度监管而不失管。

　　(二)以政府数字化转型助推产业数字化

　　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力推广应用“浙政钉”和“浙里办”，加快实现“掌上办事”、“掌上办公”。

　　构建统一协调、互联互通的政务服务体系，探索政务服务“零上门”机制，撬动各级各部门减权、放权、治权，推动政务服务体系从“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线下模式，向线上线下并行，最终实现“网上办事”的线上服务为主、“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线下模式为辅的政务服务供给格局。

　　通过巩固“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成果，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严格执行企业登记前置、后置审批目录，严格履行“双告知”职责，简化流程，下放登记权限，深入推进审批便利化，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便利服务。

　　推进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加快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数据资源共享和联办事项系统平台建设，建立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政府数据采集机制，推进市大数据中心建设，完善人口、法人、证照、信用等基础数据库。

　　制定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目录，依托云平台搭建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数据服务。

　　促进政府数据资源应用创新。

　　完善和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数据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平台开放使用等方面的管理机制。

　　强化政务大数据与企业、社会大数据的汇聚融合和关联分析，推动产业、财税、商务、金融、科技、人才等领域大数据的挖掘汇聚利用，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政务大数据与企业、社会大数据融合共享的政策机制。

　　利用大数据强化市场主体的全生命周期监管，对失信行为进行预先控制和过程控制，以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三)创新产业数字化扶持政策

　　创新财政扶持政策。

　　新昌县扶持数字化制造发展的政策从传统的扶持牵引转向免费体验模式，从智能制造专项资金中拨款与陀曼智造公司出资共同成立小规模免费体验专项基金，让企业免费体验开展数字化改造带来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人工成本与能耗等方面的变化，引导企业主动投资实施全面改造。

　　这种做法值得借鉴。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出台政府采购支持政策，鼓励数字化转型软件和解决方案首试先用。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专网降费用、提速率，努力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

　　创新金融扶持政策。

　　发挥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引导企业资本投入数字化转型项目。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推出“融资、融物、融服务”的产业数字化金融解决方案，强化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金融扶持。

　　推广供应链金融服务，降低供应链整体管理成本。盘活现有资源，加强对产业数字化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和开放平台建设、创新应用示范等的投融资扶持。

　　创新人才扶持政策。

　　强化产业数字化高精尖管理人才、专业技能人才和基础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加大力度培养企业首席信息官(CIO)或首席数据官(CDO)、职业技术人才，并给予相应的人才优惠政策。

　　推动高校设立企业数字化、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相关课程，积极建设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实训基地，依托各类社会培训机构开设各类数字化转型的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构建数字化人才立体式培养体系。

　　针对部分地区数字化人才缺乏的情况，拟采取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思路，利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遇，积极用好上海、杭州等地的人才资源。

　　(四)提升产业数字化服务支撑能力

　　培育数字工程服务公司。

　　面向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加快培育浙江本土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加强适应重点行业特点和需求的产业数字化优秀解决方案研发和推广普及。

　　增强面向中小企业的制造执行系统、企业资源计划、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系统软件的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加强软件定义和支撑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

　　创新工业云服务内容与模式，推动工业设计模型、数字化模具、产品和装备维护知识库等制造资源集聚、开放和共享。形成一批工业大数据解决方案，构建以新型工业操作系统和工业APP架构为核心的智能服务生态。

　　创建产业数字化服务平台。

　　依托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龙头企业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加快传统开发区(工业园区)数字化改造，提升园区信息基础设施和大数据服务水平，打造智慧园区。

　　开发应用小微企业园、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群等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软硬件一体化部署，提升园区智慧管控和服务水平，促进企业分享研发和生产能力，实现协同创新、协同制造、协同发展。

　　保障产业数字化网络安全。

　　针对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意识和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升企业网络安全风险防范和数据流动监管水平的同时，要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监督检查。

　　面向互联网、工业、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强安全态势感知和持续防御能力，全面提升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