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位中国科学家能像顾方舟一样，在去世的一年里，获得如此多的哀荣：2019年中国最美医生、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最美奋斗者……这一年的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签署主席令，授予顾方舟“人民科学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然而，当我们知道顾方舟一生与“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爷爷”这几个词如影相随，并且是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第一人时，就会由衷地夸赞这些荣誉确属实至名归。

　　2020年1月5日，在顾方舟去世一周年之际，受宁波市科协委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策划主办了甬籍人民科学家、“糖丸爷爷”顾方舟纪念展。展览主办者收集整理的大量鲜为人知的顾方舟成名前的生活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与宁波的关系，让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一位宁波籍科学家，如何完美地演绎了宁波的“四知”精神。

　　汤丹文

　　知难而进行不懈怠

　　许多伟人，生于困顿，顾方舟也是如此。

　　1930年，当顾方舟只有4岁时，他的父亲、在海关工作的顾国光就去世了。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沙力，悉心收集到顾国光入职上海海关的证明材料。当年，顾国光在一艘非洲来中国的货轮上做外勤，不经意间，一只小虫子咬了他一口。起初，他只是觉得叮咬处有点痒，但随后几天持续高烧不退。最终，他被确诊染上了一种名叫“黑热病”的疫病，拖了几个月后终告不治，撒手人寰。

　　当时，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是个小学教师，收入微薄。顾国光夫妇育有四子，顾方舟排行老二，弟弟顾方方还是个聋哑儿。除四子之外，顾国光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一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困顿。

　　但周瑶琴是位了不起的母亲。1926年，也就是生下顾方舟那年，周瑶琴在宁波中山公园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年仅28岁的她，目光坚毅而沉稳。她很快作出选择，为年幼的儿子们找到寄居之所，自己外出闯荡。

　　1931年年底，周瑶琴带着四个儿子与小叔子一起来到她的娘家、鄞县洞桥镇后周村(现海曙区洞桥镇前王后周村)。而此时，周瑶琴的母亲因为丈夫和一个儿子的先后离世，哭瞎了眼睛。周瑶琴把自己的幼子托付给侄子周盛海和他的妻子鲍莲芳，自己则去了杭州，考取广济产科专门学校。

　　1934年，周瑶琴从学校毕业，正式成为助产士。而顾氏兄弟也在宁波度过了他们艰难的童年。

　　当年，天津是许多宁波商人在北方的“码头”，这些实力雄厚的宁波帮在津门涉足钱庄、五金、船运、洋行等行业，而家眷的生儿育女自然需要助产士，所以，周瑶琴把她人生的落脚点放在了天津。她在英租界挂牌执业，把儿子顾方乔、顾方舟、顾方奎及小叔子接到天津，幼子顾方方则让洞桥的娘家人看管。

　　就这样，周瑶琴以一己之力，养育着一家子。但她毕竟只是一名助产士，从业的辛酸只有她心里清楚。

　　顾方舟曾这样回忆道：在旧社会，职业妇女没人帮忙，在社会上根本没办法立足，而要靠一个妇女养活三四个孩子，更是难上加难。

　　周瑶琴也曾对顾方舟这样说：“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

　　显然，周瑶琴的弃文从医和身上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对顾方舟的影响是巨大的。顾方舟曾在自述中这样写道：“我非常感谢母亲的抚育和教诲，也就是那个时候，(她)给了我一个性格，那就是不怕艰难，不怕困苦，不怕脏也不怕累。”

　　顾方舟知难而上的品格，在攻克中国脊髓灰质炎难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8年8月，卫生部派顾方舟到昆明筹建疫苗生产基地，当时物资稀缺，交通运输困难，苏联又撤走了援华专家，国内的设计资料也少。但只过了9个月，这个有19栋房子、占地1.37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就建成了。

　　当时，顾方舟是断了自己“后路”的，他把全家包括老母亲都带到了昆明。事后，顾方舟说：“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向上面就说行，一定克服困难，努力干。”

　　1959年年底，当中国第一批小儿麻痹减毒活疫苗研制出来后，由于没有经过人体试验，不能验证有否风险。面对这一困难，顾方舟硬是自己试药，喝下了疫苗溶液。由于脊髓灰质炎多发于7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在儿童身上做临床试验，于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顾方舟不满周岁的儿子顾烈东成了中国第一个喝下疫苗的孩子。

　　“先拿别人家的孩子喝药不太仗义，我是组长，这个头我来带。”这就是顾方舟的胆魄和道义。

　　知恩图报行路思源

　　顾氏三兄弟跟随母亲周瑶琴去了天津，小弟顾方方则留在了洞桥。顾方方，在洞桥镇前王后周村村民的口中，被叫做“顾阿四”，阿四是个聋哑人。

　　周家后人周根寿告诉笔者，从顾方方来到洞桥至他去世的82年间，他单身一人，没有娶妻生子，也没有离开过这里，而这里的人们一直照顾着他。

　　如果从顾方方的外婆算起，到最后表侄孙周存杰为顾方方送终，这照顾的接力棒传了四代。这其中还有顾方方的表嫂鲍莲芳、表弟王大康以及表侄周根寿、周小宝等人。

　　“1968年之前，顾方方一直住在周盛海、鲍莲芳夫妇家，吃住在一起，鲍莲芳对其视如亲弟。”周根寿回忆说，分家后，他的二兄周小宝与他贴隔壁住着，也是走进走出，不时照料。当时，顾方舟的表弟王大康负责经济上的联系，而周家人更多在日常和劳作中，帮助无法用语言与他人交流的顾方方。

　　周瑶琴把小儿子留在洞桥也是无奈之举，而在最困难的年代，虽然没有钱，她也惦记着这个最小的儿子，会寄回一些全国粮票，改善小儿子的生活。而顾氏兄弟工作后，寄钱资助这个小弟弟也成了他们生活中一部分。

　　顾方舟重返宁波是在1984年。同是后周人的前王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应孟军回忆道，当时，顾方舟是乘着一辆“普桑”来洞桥的，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事了。但人们只知道轿车里坐的是来宁波探亲的北京“顾大夫”。其实，当时顾方舟已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副部级干部了。

　　那次，见到一直照顾顾方方的表嫂鲍莲芳，顾方舟也是百感交集。当年，为了托付照顾顾方方，周瑶琴把自己名下的15亩土地转给了侄子侄媳周盛海、鲍莲芳夫妇。新中国成立后，周家的成分因此被划为地主，周盛海本人也遇变故。在随后的二十多年中，鲍莲芳以扫地为生，靠着娘家的资助，拉扯着子女和顾方方长大。顾方舟对她照顾抚养弟弟之情表示感谢，话语中也透出一点内疚。而鲍莲芳则答道：“过去的事不要去想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周根寿回忆说，当时顾方舟提出与大家合个影，而他的母亲因为怕自己的“成分”影响顾方舟，不同意合影。而顾方舟则回答，这有什么？！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了顾方舟与表嫂和周家兄弟的难得的一张合影。

　　从此，每次来宁波，顾方舟必去洞桥看望乡亲和弟弟。而对去北京的洞桥乡亲，顾方舟也是热情有加。前王村原村支书王乾坤，1990年9月，在王大康陪同下来到顾方舟家，为村里的企业找出路。当时，顾方舟叫人带着他们看了许多项目，像止血纱布、聚氨脂绑带等等生产。最后因前王村的企业没有这个能力而作罢。让王乾坤印象深刻的是，顾方舟为招待他们，特地摆了家宴，还亲自下厨，做了云南地道的“汽锅鸡”，并开了一瓶茅台酒。

　　而对宁波，顾方舟更是倾注了无限的关爱。1998年，宁波大学要成立医学院，请顾方舟当顾问，他马上答应了。建校不久，顾方舟又专程来到宁波，与学生老师见了面，还叮嘱校方让学生们“动”起来。“宁波大学成立附属医院，一方面要解决群众看病难，另一方面，要让学生有更多动手实践的机会。”

　　2012年，顾方方去世。年事已高的顾方舟没有再次回到故乡。他和哥哥顾方乔，委托家乡人为弟弟落葬立碑。

　　2020年1月5日，在顾方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他的女儿顾晓曼回到了海曙洞桥。前王村人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宁波人民科学家的女儿。村口，腰鼓队夹道欢迎；乡亲们把桂圆蛋花汤和汤圆端到了顾晓曼手上。顾晓曼常常听父亲说起，汤圆是家乡宁波最好的美食。

　　不久之后，前王村的文化礼堂多了一个角落，那就是以周瑶琴命名的“瑶琴书屋”，里面放置着顾晓曼及两个哥哥向家乡捐赠的顾方舟的藏书。

　　而正在筹建的宁波家风馆也将把顾方舟母亲周瑶琴身上所特有的家风故事，收录于馆内，让更多人去了解。

　　知书达礼行而优雅

　　顾方舟这个名字，总是给人以“庇护天下，救人于危难”的感觉。顾方舟却解释说，大哥顾方乔生于方桥，所以叫方乔。桥下面有船，所以取名“方舟”。

　　知书达礼，就像取名这样简单，更是顾家的家风。子女的教育是顾氏家族的重中之重，对顾母周瑶琴来说，尤其如此。

　　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相关人员经过走访和对相关材料的条分缕析，发现在顾家最困难的时候，顾方舟在宁波就读的小学竟是当时宁波教育质量最高、收费更高的翰香小学。他们进而发现，在周瑶琴带着顾氏兄弟辗转多地为生活奔波时，顾方舟一共换了6所学校。现存的3所学校——宁波翰香小学、河北昌黎中学、天津实验中学等，都是名校，而且迄今为止，也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之一。

　　很难想象，靠替人接生谋生的周瑶琴，如何下得了这个决心让儿子享受最优质的教育？显然，教育成就人生的理念是深入宁波人内心深处的。而在顾方舟面临选择的时候，周围前辈特别是宁波籍老师通达的人生观，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顾方舟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上的大学。按理说，毕业后当个专科医生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在当时，钱赚得多。但最后，顾方舟进入了公共卫生领域。这其中最重要的引路人是同为宁波人的严镜清教授。严镜清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第一任卫生局局长，也是中国遗体捐献的发起人。当时，他在北大医学院教授公共卫生这门课。

　　顾方舟记得严镜清在教授这门课时特别有感情。他说，公共卫生必然涉及一些社会问题，像妇幼的卫生健康，严镜清就会讲到当时居高不下的婴幼儿和产妇死亡率。而严镜清最打动顾方舟的发问就是：“一个外科医生一辈子能救几个人？人再多，你也能算得出来。但公共卫生搞得好，救的是无数人的生命。”正是这句话，让顾方舟做出了人生的选择，并坚守了一生。

　　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黄江伟告诉笔者，在追寻顾方舟人生足迹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国内从宁波走出去的中国公共卫生专家一张清晰的脉络关系图。

　　比如顾方舟的导师严镜清，毕业于北京协和医院公共卫生学院，而他的导师就是从小长在宁波、后来成为世界公共卫生界泰斗的兰安生。而兰安生的父亲正是在宁波执医38载、早已成为宁波人一分子的华美医院第三任院长、加拿大人兰雅谷。而顾方舟的后任，如今的中国科学院医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的院校长王辰，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贡献巨大，其导师也是宁波人——中国呼吸内科一代大家、号称“中国控烟之父”的翁心植。

　　如此多的宁波人士致力于人类的公共卫生事业，显示了宁波人特别是医者知书达礼、悬壶济世、奉献社会的价值追求。

　　知行合一行必务实

　　早年，在顾方舟北京实验室的墙壁上，曾挂有一条标语：“为了祖国的花朵”。目标崇高，顾方舟做的事情也是一件一桩，实实在在的。

　　1957年起，顾方舟带领团队从横贯东西12个城市的患者中分离出脊灰病毒，确定了国内流行的脊灰病毒类型，并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实验室诊断标准。

　　他曾谦虚地说：“我们引进了疫苗，也自己研制，建起了生产线，把这个疫苗用到了我们孩子身上，而且起了效果，小儿麻痹症不能说全世界消灭了，但至少在国内被消灭控制了。虽然这个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但我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

　　其实，在用何种疫苗来控制中国脊髓灰质炎疫情的选择上，顾方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科学务实的态度，更是让中国在2000年就宣布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可。

　　上世纪50年代，开发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有两个方向，一是研发灭活疫苗，也就是死疫苗。二是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活疫苗。尽管欧美国家和地区都在用死疫苗预防脊髓灰质炎，死疫苗也有其稳定性的优势，但费用贵，打一针要几十元，而且要打三四次。而活疫苗的成本，就低得多。

　　1959年，顾方舟去苏联考察。那时候死活(疫苗)两派正争论得不可开交，没有哪个人能解答中国该选择哪一种。顾方舟回国后，就给卫生部写信，表明在中国，只有采用减毒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才能预防、降低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

　　这种自信和决断，来自他务实求真的科学态度。顾方舟曾说：“学习外国的东西，不能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因为国情完全不同。我们要学习它最精华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

　　最后的事实证明，用死疫苗，中国负担不起，而且生产和免疫程序也很复杂。采取活疫苗路线，成为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决定性意义的选择。

　　疫苗产品采用糖丸包装，也是顾方舟充分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那就是运输冷链不行，活疫苗的运输、保存质量得不到保证。采用糖丸包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据说，顾方舟还是从宁波汤团的形状中联想到疫苗糖丸样式的，这也算宁波这道美食对脊髓灰质炎所作的贡献吧。

　　顾方舟曾说，一辈子，一件事，就是他的人生。“我觉得最好的最值得骄傲的，就是选择了公共卫生，选择了公共卫生的疾病预防，而且贡献了自己的一些力量。”

　　(本报实习生张雨倩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