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琉球国主动来请受封，嘉靖皇帝当然乐意做这件显示大明帝国威仪的美事。于是，嘉靖皇帝一面命礼部将琉球国王尚真逝世、世子世袭的情况核实清楚，一面开始物色人员。

　　皇帝从弘扬国威的角度在忙于挑选册封使，而朝中的官员们其实对出使海外的差使并不感兴趣，因为这是一次高风险行动。琉球国悬于海上，距中国的直线路程800多公里，古人认为那是十分遥远的地方，须“冲万里之波涛”才可到达，而且去琉球无陆路可行，往来都必须航海，海上航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尽管已有永乐年间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的成功远航范例，海船在运用物标导航、罗经指向、天文定位、计程计速等航海技术方面有新的提高。但是，对于普遍使用木质帆船又靠风力为主要动力的海上航行，不管船体建造如何庞大，驾船水平多么高超，行驶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触礁、遭遇飓风等威胁随时都可能发生。官员们从以往册封使身上已看到“艰险惊惶，莫劳于此”，所以，普遍对出使海外行动存有一种畏惧心理。

　　嘉靖十一年(1532年)五月初，这件苦差使最终落到了两个人的头上，一个是今浙江鄞州人、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一个是今河北省廊坊人、行人司行人高澄。嘉靖皇帝任命陈侃为正使，高澄为副使，赴琉球国执行对中山王尚清的册封任务。

　　册封使臣代表皇帝出使国外是一件既庄重又十分辛苦的事。说其庄重，是因为册封使前往琉球国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关系到大明王朝的威仪和形象；说其辛苦，是因为筹备工作特别多，又十分繁杂，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才能启程。

　　陈侃在京领命后，首先是领取行装和嘉靖皇帝给琉球国的诏敕和赏赐品等。朝廷为提高册封使的地位，赐给陈侃和高澄一品官服各一套，这意味着原来官居七品的陈侃和八品的高澄在受命为册封使后，可以暂时享受一品大员的待遇，这样在国内可获得地方官吏的协助配合，在外可全权代表大明皇帝。

　　其次是建造海船。陈侃冒着炎热天气从北京城赶到福州，参与设计船型、购置材料、招募工匠。由于陈侃的出国使团队伍庞大，所携带的祭品、礼品及生活物资很多，开始，陈侃也想仿效前几次出使琉球国的使团规模，建造2艘海船，但是，当时朝廷内部已比较腐败，外部倭寇侵害日益严重，拿不出更多经费来建造海船。陈侃无奈只好建造1艘海船，这艘木质海船长15丈，宽2丈6尺，高1丈3尺，船的前后竖有5个桅杆用于挂帆，大桅长7丈2尺，围6尺5寸。在当时已属于比较大的海船，但与郑和下西洋时所乘坐的大宝船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那时用作护航的战船还要小些。

　　最后是招募人员组建使团队伍。册封使团除正使陈侃、副使高澄和官方规定的职司人员外，还招募了船工140多人，护卫官兵100人，翻译、礼仪、医生及各种工匠100多人，总共有360多人，组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册封团。

　　嘉靖十三年(1534年)四月二十六日，陈侃率领的册封使船从福州广石(今福建省长乐市潭头镇)出发。开始，海面上还比较平静，船先后驶过了钓鱼屿、黄毛屿、赤屿，至古米山，进入琉球海面。半夜时，遭遇飓风，海船在巨浪打击下船底开裂，海水从裂缝中涌入。经过船工们的奋力抢修，册封使船终于在五月二十五日，停泊在琉球国那霸港。

　　在琉球国，陈侃参加了祭祀琉球国先中山王、封世子尚清为琉球国中山王等一系列册封活动，等到九月二十日，海上风向便于出使船航行时，离开琉球国返回。然而，册封船在海上又遇到飓风，船上支撑风帆的大桅杆被折断，用铁力木制作的船舵也损坏。好在，行前准备比较充分，全体人员在海上齐心协力地与海浪搏斗，最后转危为安，于二十八日，海船到达福州附近的定海守御千户所(今福州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村)。

　　回首航海九死一生的险情，陈侃不禁百感交集：“得保残喘以终王事，呜呼艰哉！”

　　《使琉球录》记录的重要史实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二日，陈侃风尘仆仆地回到福建省福州府，来接应他的官员和朋友，都为他能够安全返回而庆幸。他不顾海途疲劳，于十月十五日，在福州的长春堂撰写好一份奏于嘉靖皇帝的出使报告《使琉球录》。

　　在《使琉球录》中，陈侃详细叙述了赴琉球国115天的所见所闻和感受，成为明朝自派使臣去琉球国以来最早最为完整地记录出使经历的文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一是陈侃在《使琉球录》中记载了古米山是中国与琉球国海上的自然疆界。陈侃在《使琉球录》中详细地记载了出使航程：“四月十八日，舟先发于南台……二十六日，予等启行……五月朔，予等至广石，大舟亦始至……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