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公诉人的非法证据排除还面临一些机制和理念上的障碍”,南昌市检察院检委会委员熊红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有一个半月,时间比较长,这时可能被告人在侦查时的伤已好了,不容易被发现。因此,之前的审查逮捕时段是发现是否刑讯逼供的好时机,但这段时间又比较紧张,只有7天期限”。
“理念上,很多检察员还希望尽量将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去起诉,而忽视了监督职责”,他说。
《意见》在此前规定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两个证据规则”规定,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排除,《意见》则扩展为“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
“现实中刑讯逼供的现象尽管存在,但并不普遍,不过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变相手段,同刑讯逼供相比则要多”,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谢小剑说。
此次出台的《意见》在“两个证据规定”基础上,还强化了证据审查机制。其要求,“对于命案,应当审查是否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
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在一审和二审时,律师都曾指出DNA样本与被告人比对不上,很可能是第三人作案,但法庭“不理睬”。几年后,警方重启DNA鉴定,果然比对上了另一个死刑犯。而河北聂树斌案,根据现已公开的案卷看,在审理时并没有进行DNA鉴定。
“不得参与联合办案”
“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今年10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上被强调的这一原则,同样出现在《意见》中。
“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意见》规定。此外,“证人的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此前也特别提到了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也就是说,让相关人站在法庭上直接说话。
“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也就是审判的法庭中心主义”,最高法院刑三庭副庭长吕广伦说。
《意见》要求,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
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意见。证据存疑的,应当调查核实,必要时到案发地调查。
在一些受社会关注的死刑复核案件中,如夏俊峰案,上述要求已被执行。而如今最受社会瞩目的死刑复核案件,当属与聂树斌案相关的河北王书金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权威人士处得知,被二审判处死刑的王书金案目前尚未上报最高法院复核。
聂树斌的家属和律师此前曾在最高法院和河北省高院之间频繁奔走,请求法院对其申诉请求立案,但至今没有得到复查立案。《意见》对此重申了《刑诉法》中的规定,“对确有冤错可能的控告和申诉,应当依法复查”。
最高法院依然强调独立审判。“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意见》中称。
出于“维稳”考虑,地方政法委一度是干扰个案审判的重要因素,记者从权威人士处得知,除涉及外交、国防等特殊领域外,“政法委今后将不会介入个案”。《意见》亦规定,法院“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21世纪经济报道)
-事实+
司法改革剑指司法地方化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成为关键词。目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政法委,都拥有领导司法机构的职能。司法要“去地方化”,还取决于地方政法委定位和角色的变化。在司法管理体制上,推动省以下法院和检察院的人财物统一管理,并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亦是针对司法地方化开出的药方。(摘自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秦旭东任重远)
中央政法委:把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中国长安网北京11月21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0日在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他强调,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面正确深入领会三中全会精神,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改革任务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