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龙:太行山上的焦裕禄

    敢于担当，关键时候不会把百姓甩下不管，这样的官谁不喜欢

　　如果面前有一台天平，一边是官位一边是百姓，孰重孰轻？孙文龙会毫不犹豫做出选择。在他看来，与群众利益相比，头上那顶帽子不算啥。群众不需要按部就班的官，要的是敢于担当的官，时时想着为他们办事的官。

　　在乡镇历练了多年，35岁的孙文龙当上了阳城副县长。此时，他刚有了兴修水利改变全县农业面貌的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阳城也和全国一样，满街的大字报，除了“革命”什么都不能干，一心要抓生产的孙文龙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苗”。

　　即便这样，孙文龙没有撂下挑子明哲保身，而是冒着风险，变着法子去干。他主动提出到农村“劳动改造”，不是为去逃难，而是要偷偷继续他的水利梦想。在阳城县润城镇西坡村接受“改造”期间，孙文龙“串通”几个颇有水利特长的“臭老九”“土专家”，白天走河谷、爬山梁，晚上在煤油灯下画图纸、做方案，和地下工作者没有两样。

　　干部只要真心办事，没有什么能阻挡。为促使工程早日上马，他找到当时的县革委主任李维彬：“30万人要吃饭。救济粮只能救一时，阳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在水上做文章。利用沁河水建水轮泵站，换来万亩良田，我们为什么不干？”

　　孙文龙的方案两次提交革委会，两次没有通过。道理大家都懂，但那样的形势下，谁也为难。天天在农村泡着，孙文龙知道兴修水利是群众所想。孙文龙并没有泄气，认准了造福人民的好事，再大的风险他也愿意承担。走出会议室，戴一顶草帽，背一个水壶，挎一个小包，又回到25平方公里的工程面上。他一边干，一边完善方案，又一次提交革委会讨论。这次他真急了，大声地朗读着“最高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地也是革命的战场！”虚实并举，有理有据，会议终于通过了他的方案。

　　几年后，北留水轮泵站终于建成了，是当时华北地区第二大水利工程，阳城因此多了1万余亩水浇地。后人统计，孙文龙在阳城工作期间，兴建了大小水利工程2000多项，全县水地达到8.6万多亩。做了福泽一方的事，人们就不会淡忘他。直至今日，逢年过节还有许多老百姓自发地去他的家中、路边、坟前祭奠他。

　　上了年岁的阳城人都记得1973年那场灾难。连续3年大旱，地里裂了缝，仓里没了粮，百姓慌了神。饿急了的人们纷纷去河南找粮。说是粮，其实就是河南人喂猪的红薯渣。即便这样，去的人也是十有八九空手而还。因为粮食统购统销，严禁私自买卖，路上要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有一个人担着铁锅去换粮，结果铁锅被没收了，又去卖血换了些红薯渣，最后没到家就死在了路上。

　　孙文龙心疼了，动怒了：“罪过呀！真要饿死人，我们就是罪人了。不让私人贩，政府出面买！”由政府出面购买红薯渣，往小说是违反政策，往大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

　　县委班子成员都在问：“出了问题谁负责？”孙文龙当即拍板：“我！”就这样，县里拨出专款，组织车辆买回100万公斤红薯渣，帮助群众渡过了饥荒。

　　因为买红薯渣的事，有人把状告到了中央。面对调查组，孙文龙理直气壮：“我是共产党员，只要能救老百姓命，就算撤我的职、判我的刑，我都愿意干……”

　　太平官好当，做个有作为、有肝胆的官难。1977年，孙文龙调任武乡县委书记，到任不久便在当地大兴农事，搞起了桑蚕。尽管都是富裕一方的好事，但还是遇到了阻拦。先是改造河滩砍了一些劣质病残老杨树，被捅到《人民日报》，发了个“武乡县委书记孙文龙凭长官意志乱砍滥伐”的批评报道。后来又因发展桑蚕产业，有人告他“不学大寨学阳城，另树典型对抗中央”。

　　难得的是，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无端的干扰，孙文龙方寸不乱。他说：“干事业就得有风险，只要我们干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吃点苦、受点冤、冒点险，又算得了什么！再说，我们要相信组织，是非自有公论。”任职武乡的3年，上边的调查工作组来了3次，但每一次都带着对孙文龙崇敬的心情离开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