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40多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但是人口增长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我国人口的超低生育率已延续20年之久，现实中，“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日益严峻，再加上群众的生育意愿，这些都是启动“单独二孩”政策的原因。

　　但实际上，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到底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年轻人会去生二胎，恐怕还很难说。

　　“不是符合条件的夫妇一定愿意生二胎。由于城市中生活、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考虑到住房、就学、医疗、卫生等等方面的费用，应该说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越来越大，年轻人在是否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问题上是有一些犹豫的。”张车伟认为，如果放开政策以后人口的出生率没有变化的话，反而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的。

　　如何实现人口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是需要我们观察的。“张车伟表示。

　　“对于不排除可能出现的一些人口形势，比方说人口生育的高峰，我们会提前做一些预案，比如说教育资源、卫生保健，尤其是新生儿卫生保健的资源等应该怎么配制。各个地方应该有所规划，否则可能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张车伟分析指出。

　　不过，张车伟也强调，“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各地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和服务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应当注意到，‘单独二孩’这个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地区，对农村地区影响比较小，因其独生子女数量不多。而城市地区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资源是比较充足的，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教育教学资源甚至是过剩的，因而从现实角度推测，我认为新政不会对医疗或者教育资源造成太大的冲击，目前公共服务所提供的基础教育、医疗资源是能够吸纳因政策调整而新增的人口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归功于人口红利，如今这种红利已消失，但是我国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依然突出。在目前情况下，人口调控怎么才能保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张车伟看来，保持人口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今后人口调控当中最重要的任务。“现在主要担心的不是生育高峰是否到来，而是如何处理好现有人口的合理分布。可以看到，目前有些中部地区的人口压力依然很大；东部加快推进城镇化，人口进一步聚集；而有些西部地区尽管看起来人口很稀少，但实际上环境非常脆弱，不适合大规模聚集人口。如何让这些人口实现更好、更合理的分布，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现有资源环境的压力才有可能得到减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东部的人口多，就意味着东部地区就不能进一步吸纳人口，反而有可能依然是吸收人口的主要地区。”张车伟说。(本报记者邱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