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宋代，甬上最早方志宋乾道《四明图经》记载的比较简略：“孝子讳黯，字叔达，一字孝治，会稽句章人。生后汉时。家贫少孤，事母尽孝，采薪供养，甘果美味，奔献于母。母甚肥悦。比舍有王寄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闻而衔之，伺孝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贻母忧，默而不言。母既葬，斩寄首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和帝释其罪，召为郎，不就，以寿终。”宋宝庆《四明志•叙人》中的记载更为详实而有条理，对“其徙居也，庭出寒泉”、“愤亲之辱，白日报仇”这些孝行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与演绎：“董黯，字叔达，仲舒六世孙也。事母孝。母疾，嗜句章溪水，远不能常致。黯遂筑室溪滨，板舆就养，厥疾乃痊。比邻王寄之母，以风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入骨。母死，恸深切，枕戈不言。一日斩寄首以祭母，自白于官。奏闻和帝，诏释其罪，且旌异行，召拜郎官，不就。由是以慈名溪，以董孝名乡。”董孝子到大隐溪汲水之记载由此开始。

　　其后元代，鄞人袁桷所编的延祐《四明志》、明宪宗时鄞文学杨实撰的成化《宁波府志》、南京兵部尚书鄞人张时彻撰的嘉靖《宁波府志•孝友传》、清代宁波府知府曹秉仁修雍正《宁波府志•孝义传》、郡人闻性道纂修康熙《鄞县志》及光绪《鄞县志》等方志上大同小异记载其事，所不同的是董孝子的籍贯及溪名的归属有出入。由于修志者为鄞县人，而鄞县在历史上与句章曾有瓜葛，于是董孝子就牵强附会地成了鄞人了；而那“慈溪”从今慈城的浮碧山下，跑到董孝子汲水之处今属余姚的大隐去了。其始作俑者也是南宋时的鄞人楼钥，其所写《慈溪县董孝子庙记》一文中将慈溪与大隐溪混为一谈，目的想让孝子改籍，恕不知其爷爷的爷爷——北宋时甬上“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曾为在阚湖的旁边的“慈溪”写诗。慈溪就是大隐溪一说，以讹传讹，现仍盛行。

　　至于董孝子的孝行在细节上更是具体化。尽管内容上大同小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故事完全按照宋宝庆《四明志•叙人》中的记述来编，所不同的是后人总是根据自己对孝的理解来编圆这个孝子的故事。如其家庭出身，有人强调是大儒董仲舒的后裔，“名门出孝子”理所当然；但也有人说家境“甚贫”，似乎“家贫出孝子”更为合理。也有人说“少孤力学”，少年的董黯虽没有成年，却懂得只有“力学”才能使其母的心得以宽慰。因为董孝子的父亲去世之后，董孝子就成了其母的精神支柱及希望所在。作为董仲舒的后裔，要重振门庭，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力学”为“尽力色养”作注脚。同时又有人说董孝子“家贫少孤，事母尽孝，采薪供养，甘果美味，奔献于母”，突出少年的他力能所及地来侍奉母亲。长大后为母弄水，不管是远路汲水、迁居近水，还是砌坎蓄水，这不仅仅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而且还包含了在生活上满足母亲日常需求，因而感动上苍，致使“庭出寒泉”。至于“庐墓守孝”中的“单身林野，鸟兽归怀”，“林集祥乌”等神秘化的色彩没有了，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子女在父母去世后是否为之举行合乎礼仪的葬礼，被看作是有否孝心的一个重要重要标志，所以后来的方志中强调的倒是董孝子在母亲去世后，如何哀毁骨立，负土营葬，并在墓前搭起草庐，守孝三年。不但如此，其还含辱枕戈不言，报母仇还得考虑先让仇人尽孝问题。这一改，为后来的汉和帝“表其异行”，“释专杀罪，召拜议郎”，使孝子“海内闻名，昭然千秋”张本，使得董孝子的最后结局显得顺理成章。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董孝子的传说也不是一朝形成的。在漫长流传过程中，人们力图根据孝义来编圆这董孝子的故事。董孝子本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其曾尝过自幼丧父苦楚，有过感恩养育的情怀，也有过为报母仇不惜以身试法的冲动，也有过不愿为官，“累徵不就”的操守。一句话，他是一个人。但是由于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不断将其孝加以神化，使之披上各种神秘的色彩。董孝子其封为孝子，其故居改为“董孝子祠”，以至于唐以后另建庙宇，将其捧为庙神，则是其去世以后的事。从董孝子东汉时的受封、立祠，到唐代明州刺史为其树碑立传修庙这一系列的演变中，我们不难发现朝廷官员的竭力推崇。这一演变过程，从另一侧面说明孝道文化本身就是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后又逐渐被人们不断神化。正因为有了庙宇这一具体的载体存在，这使得董孝子传说的流传更为广泛、更加长远。

　　[参考书目]

　　1、[宋]楼钥《慈溪县董孝子庙记》

　　2、[唐]崔殷《后汉孝子董君(黯)碣铭》

　　3、宋乾道《四明图经》

　　4、宋宝庆《四明志》

　　5、元袁桷延《四明志》

　　6、明杨实成化《宁波府志》

　　7、张时彻嘉靖《宁波府志》

　　8、清曹秉仁雍正《宁波府志》

　　9、清闻性道康熙《鄞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