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望族袁氏，在甬上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很多朝廷重臣出自袁家。如袁桷的高叔祖袁燮，南宋孝宗淳熙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曾师事陆九渊，学者称为絜斋先生。曾叔祖袁甫，嘉定七年进士第一，官至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曾叔祖袁商，嘉定十六年进士，官至宝谟阁直学士等。南宋后期的袁家又与四明相门世家史氏家族数代通婚，互为表里，使两家盘根错节、交织于一体，家族实力令甬上他族望尘莫及。

　　由于家业殷实，袁洪聘请了一些活跃于浙东的著名学者客寓袁氏私塾，教授袁氏子孙。如王应麟、舒岳祥、胡三省、戴表元、黄震等人。青少年时期的袁桷先后拜这些硕儒为师，学业基础相当扎实，在甬上文人学士中堪称罕见。

　　元朝初不举办科举考试，许多儒士只有选择担任地方儒学的学官入仕。元贞元年，袁桷由戴表元的好友、南宋状元、元朝南台御史王龙泽推荐，担任了婺州(今金华)丽泽书院山长，步入仕途的第一步。袁桷在丽泽书院做了三年的山长后，于大德初年，受到父亲袁洪的挚友、奉诏江南访贤的翰林学士、除南台侍御史程钜夫的推荐，选作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但还没来得及上任，袁桷的妻子郑氏、父亲袁洪相继病逝，他只得在家守制三年。大德五年，在亲家、宋朝宗室、翰林学士赵与的照顾与推荐下，朝廷重新任命袁桷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大德六年，袁桷赴大都就职。后受到翰林学士承旨阎复的赏识，升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不久又升任翰林国史院修撰。经历成宗、武宗两朝，在仁宗、英宗两朝袁桷得以重用，从提升翰林待制起，可谓青云直上，先后升任集贤院直学士，集贤学士、集贤侍读学士、集贤侍讲学士，最后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位居二品，并三次随驾赴元上都。要知道，元代能去上都的官员大都是皇帝倚重的，可见当时袁桷的境况。到了泰定元年，袁桷请辞归故里，泰定帝应允。袁桷的仕宦生涯历经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五朝，与绝大多数默默无闻、无出头之日的江南士人相比，是比较幸运的。

　　他与修撰《宋史》擦肩而过

　　袁桷12岁起师从当时55岁的王应麟，受典制之学。这也是袁桷日后最为精深的一门学问。他对历代典章制度和人物比较熟悉，对考据学用力较多，对历代礼乐沿革，官吏迁次，百家诸子目录，士大夫族系，悉能推本溯源。袁桷撰写的《郊祀十议》是元代典章制度的代表作。

　　袁桷年轻时，即以修宋史为己任，方不辜负名师的传授、博闻广记之结果。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于家学，祖辈中有多人参与修撰史书。其中，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袁燮在嘉定时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国史。曾祖太师枢密越公袁韶亦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曾叔祖少傅正肃公袁甫、吏部尚书袁商参与修纂宁宗、理宗两朝实录。二是受业于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胡三省也通过寓居他家，完成了著名文献《资治通鉴音注》。袁桷入元廷后，大多数时间在翰林国史院任职，修撰历朝实录是其职责所在，袁桷上《贺武宗皇帝登基表》，参与修撰《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仁宗实录》。三是袁家藏书丰厚，元代浙东第一藏书楼就属他家祖业“奇观楼”。虽然至元二十六年杨镇龙起事，波及四明，袁氏家族逃难，藏书多被烧毁，但是仍有部分书藏于山中，得免于灾。加之袁桷广蓄书卷，后藏补充，藏书楼又复见“奇观”。修辽金宋史也自然而然成为其毕生的愿望。

　　南宋灭亡以后，修撰辽宋金史成为当务之急，但当英宗朝位时仍没有系统修成。当时丞相拜住非常了解袁桷的史学才能，将此重任托付给袁桷。袁桷亦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详细列出自己搜集遗书的成就。若不发生“南坡之变”，袁桷也许真的会修撰成辽金宋史，也许今天的人们会像记住万斯同修《明史》那样认知他。袁桷虽没有编成宋、辽、金史，但袁氏所藏书籍日后被其孙袁曮献给朝廷，对宋、辽、金史的最终修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天下举子所熟知的

　　元代科举殿试考官

　　元仁宗尊崇儒术，在他统治的十年间，以尊孔重儒、勉励学校、培养人才为先导，一步步地走上了推行科举、以兴治道的施政历程。延祐二年，仁宗开科举取士，袁桷直接参与了科举制度议定工作，而且还担任了第一届科考的殿试阅卷官，经历了最令士人激动的科举取士。袁桷“取文务求实学，士论咸服”。其名为天下举子所熟知，声望大大提高。延祐五年，袁桷又一次担当殿试阅卷官，所点进士日后都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古代著名琴家

　　琴是古代文人修养的一门操守。浙派琴艺是中国古琴发展史上形成的第一家流派。而徐门弟子是浙派琴操的重要传播者。袁桷一生最喜欢抚琴，幼年学“阁谱”，十九岁时，学琴于浙派徐门宗师徐天民，深得抚琴之理，整理“浙谱”，并为浙谱的传播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所撰写的《琴述赠黄依然》，是朱长文《琴史》的补充和继续。朱长文《琴史》主要从古籍中摘引宋前史料，而袁桷的《琴述》却从实际调查中搜集了宋代琴曲流传的情况，而且记叙了很多关键性的琴曲谱系演变，是中国古琴史研究最为标志性的文献。

　　袁桷曾使用的古琴系赵宋王室遗物巴渝名琴，名为三世雷，出自于唐代造琴工艺能工巧匠、四川的雷氏家族。传说雷氏家族得到神人指点，常在大风雪天去深山老林，以听风吹树木的声响，从中辨取造琴良材。他们所造之琴在大历中均被称为“雷公琴”。袁桷的这把雷公琴后来归于慈溪人乌斯道。清代全祖望也曾在京城寻觅见到此琴，可惜当时财力不足，令全祖望抱憾不已。

　　诗文有声的墓志铭大家

　　袁桷的诗文功底缘自他师从元代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作为写墓志铭的高手，袁桷一生为元朝一些重要的人物写过行状、墓志铭三十余篇之多。如程钜夫、王构、王士熙、阎复、马润等篇，也包括他的老师王应麟。元代中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臣儒士，如虞集、邓文原、贡奎、马祖常、王士熙等，皆在翰林院为官，诗文繁荣，切磋唱和不断。袁桷活跃其中，贺文赠序，虽然他没能被列入元代文学四大家，但是在当时元朝的文学界，袁桷是很有地位和声望的。清四库馆臣称袁桷：“著作宏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被称为“元诗四大家”，与袁桷关系甚好、酬唱甚多，并尊袁桷为前辈。袁桷的诗文创作主张宗唐宗古，以李白、杜甫为正宗，而又特别欣赏陶渊明、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提倡“舒迟而淡泊”的审美观。其五言古律风格近似陶渊明、王维；七言律、绝句则深受杜甫影响，长于用典，含蓄苍劲，声律圆熟。袁桷在大德七年认识虞集，两人结为莫逆之交，虞集的行状称：“时前代故家子弟仕于朝者不数人，公与四明袁公伯长最厚，尽交友之义。”范梈、揭傒斯、杨载都比袁桷小一辈，因为他们的才华出众，袁桷很器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