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宁波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决策部署，又要立足地方实际对本区域社会治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推动实践，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举措

　　俞雅乖

　　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素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素可从三个层面进行理解：第一，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经济发展、利益分配、公共事业发展、基本民生、社会矛盾解决等几乎所有领域的系统工程；第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构成要素包括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工作布局现代化、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健全、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社会风险有效化解、社会生态得到优化，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进一步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要素进行分析，可总结其主要概念框架：第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宗旨即以人民为中心，“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第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第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第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手段是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工作重点

　　第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实现了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通过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社会治理格局的现代化；从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以人民为中心”有三层含义：首先，我们党是人民政权，执政的基础是人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其次，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宗旨是为人民谋福利，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体是人民，通过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最广泛的参与者，从而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第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发挥党建的统领作用。通过党建统领，实现社会治理各主体间的协调和配合。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党建统领作用，既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也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治理最终目的。

　　第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领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较多出现在基层，新实践和新经验也在基层不断积累，因此，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和突破口。

　　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路举措

　　1、总体思路

　　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基层为载体、以政府为主导。

　　第一，以党建为引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政府、社会和各方力量，形成协同效应，以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各方协同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党建工作，以“党建带社建”，带动各类社会组织，构建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格局。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源泉，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第三，以基层为载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通过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持续总结基层社会治理的丰富经验，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四，以政府为主导，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健全治理体制机制，完善治理政策法规；二是引导和支持其他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其他主体的积极作用，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2、具体举措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防范化解基层社会风险矛盾为着力点，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抓手，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格局，充分发挥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及自我治理等的协同效应，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政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全面贯彻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把党建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自治主要是指公众自身参与社会治理，通过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依法理性有序参与，实现在党的领导下居民的良性自治，发挥人民群众自治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特色和优势。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包括成文法之治和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和践行，在于引导民众守法、找法、靠法。德治是指社会治理中除了遵守法律法规外，还要发挥道德规范的自律作用；通过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规则体系，引导社会治理各主体以道德规范引导和约束来参与社会治理，促进自治法治与德治共同发挥作用。智治是指以智能化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结合互联网思维，运用智能化手段创新社会治理，推动互联网“最大变量”转变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增量”。

　　(作者为宁波大学教授)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地方经验

　　邵一琼

　　近年来，全国各地进一步创新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逐步探索适合本地的模式，进一步推动本地社会治理现代化。经梳理，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提炼总结这些探索实践的亮点经验，为提升宁波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参考。

　　一、北京：以区域化党建为引领，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度

　　作为国内网格化城市管理的发源地之一，北京有效推动区域化党建“网格化”工作方式，健全和完善区域化党建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工作体系，把党建工作渗透到社区(村)的各个领域，形成区域化党建工作新格局，彰显党组织战斗力，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

　　一是组织建设互促。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明确街道(乡镇)党(工)委对地区基层治理的领导职责，根据区委授权，全面负责本地区党的建设，领导并协调本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2018年，根据《关于建立健全北京市区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通知》，北京逐步在街道层面成立区域化党建协调委员会“大工委”，在社区层面成立区域化党建协调委员会分会“大党委”。

　　二是党员干部互动。北京整合党员干部与网格员队伍，通过“双报到”制度，让组织关系不在社区的党员(包括离退休干部党员)主动到居住地社区党组织报到。以“党员干部都是网格员”为标尺，把党员干部投入社区网格中，有效破解党建和治理“两张皮”现象，真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基层治理核心。同时，建立“党建智库”，吸纳党建领域人才，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咨询、增强服务能力、承担社会责任。

　　三是党建资源互享。北京构建区域民主协商会、街道议事协商会、社区共商理事会、片区自管委员会四级党政群共商共治机制，整合各类党建力量，实现资源共享。如朝阳区通过党政群共商共治平台，以建立党员责任岗、党员承诺制等作为基本要求，把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党组织工作和活动经费、自身经费使用与社会治理需求紧密结合，把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有效补充，集成各方优势开展社会化服务。

　　二、上海：以社会化协同为载体，拓宽社会治理现代化广度

　　作为特大城市样本之一，上海的社会治理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上海市委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作为一号课题，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注重在细微处下功夫，将长期以行政主导为特征的管理模式推入社会化协同治理的新阶段，社会参与程度逐渐加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日臻完善。

　　一是条块协同，政府机构职能转变。打破条块分割，推动政府机构职能改革，将工作重心从“条”(垂直部门)下沉到“块”(街道乡镇)，形成条包块管、以块为主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基层政府整体性服务与管理水平。目前，上海基本形成以街道(乡镇)网格化管理中心为联动平台，以城管为骨干，以公安为保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执法单位共同参与的联勤工作机制。

　　二是政社协同，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上海将“12345”市民服务热线、联动联勤和应急处置等综合功能全部纳入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体系，已基本形成政社协同新机制。上海建成三大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睦邻中心，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等多元主体就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志愿服务。

　　三是信息协同，大数据技术共享。目前，在社区服务方面，社区大数据云平台、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智慧城市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围栏”等在上海逐步铺开；在社区管理方面，逐渐推广“社区大脑”、物联网“智慧感知”系统、居村电子台账、居委工作移动应用、“居家宝”安防等在上海逐步使用。

　　四是规范协同，社会服务标准化。上海正逐步迈向探索制定协商议事规则和相应制度的精细化阶段。如闵行区通过大规模社区讨论和相关问卷调查，确定“居民议事黄金法则1.0版”，即积极参与原则、公开议事原则、平等尊重原则、规则议事原则、过程注重原则，通过规范协同不断推动社会服务标准化、精细化。

　　三、深圳：以项目化推进为支撑，拓实社会治理现代化力度

　　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深圳在探索社会治理改革的进程中，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开发新项目，形成品牌特色，推动专业化运作，不断创新实践，使深圳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为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一是重项目申报。深圳连续举办公益项目选拔大赛，公开征集项目、公平评审入围项目，对入围项目排名次，对于获得靠前名次的优质项目根据其所募得社会资金的数额，按一定比例提供资金配套；未获得靠前名次的入围项目，则纳入市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库。深圳还采取“点单”申报方式，社区服务中心创新项目根据《深圳市社区服务中心运营与评估标准》，在31个大项、144个服务细项中“选菜”，根据社区需求“点单”，以问题为导向开发并申报项目，形成本社区的重点服务领域，提供专业社会服务。

　　二是重品牌打造。目前深圳已经形成不少社区治理与服务项目的品牌特色，并推广复制优秀项目。这些被推广复制的优秀项目，还可利用品牌特色来拓展资金来源，从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处获取经费。

　　三是重专业运行。通过项目化运作方式，在综合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某个领域服务，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如深圳市金地社区服务中心品牌“老伙伴志愿行”项目，整个项目由一家社会组织承接、策划、运作、统筹、管理、宣传，制定项目实施规范指引，在共性的服务需求中寻求专业服务方式。

　　(作者单位：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进一步做好社会治理工作应树立的理念

　　王仕龙

　　近几年来，宁波重视党建引领、加强队伍建设，创新治理体系、实行系统治理，创新治理制度、加强立法工作，运用科技手段、实现科学决策，培育社会组织、实现多元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走出了一条具有宁波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之路。走进新时代，进一步做好社会治理工作要牢固树立以下几个理念。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树立党建引领理念

　　一是确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科学理念，实现从“直接管理群众”向“代表群众利益”的重大转变。基层党组织要从传统的控制、命令为主要特征的管理，向以代表群众、服务群众的政治治理转变，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切实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

　　二是确立“全面发展”的科学理念，实现从“经济型组织”向“治理型组织”重大转变。基层党组织要克服传统的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错位”观念，工作重心转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等治理工作上来。

　　三是确立“保障民生”的科学理念，实现从“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重大转变。基层党组织要从密切党群关系入手，把改善民生、服务群众作为经常性工作来抓，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真正实现从管理转向服务。

　　二、借力最新科技发展，树立以智促治理念

　　一是紧紧抓住以云计算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浪潮带来的智能化治理的契机。云计算系统以无限的、低成本、标准化和对海量数据高效处理的优势，通过物联网实现了人与设备紧密相连，并收集海量数据，使治理过程可量化、可追溯、可考核，也为实现精细化、精准化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二是促进物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物联网运用各种传感设备，将无处不在的数据，通过云计算系统的高效处理，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夯实坚实的基础。

　　三是抓紧研究社会治理未来发展趋势。引进和运用最新的科技，打造更加精细、智能，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需求的个性化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实现宁波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三、推动治理文化发展，树立以文促治理念

　　一是以文化人，培育社会治理的自我性。以当前我省、我市正在推进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契机，以文化推动治理，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机结合，共同打造村民精神家园、文化乐园。

　　二是以文塑人，提高社会治理的自觉性。用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真善美，营造人人参与社会治理的人文环境。各区县(市)可以进行具有各地特色的治理文化建设，把我市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治理工作中，寓于市民的文化活动中，推动社会治理工作落到基层，真正实现“要我治到我要治”的转变。

　　三是以文为纲，增强政府的引领性。要继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以项目依托、购买服务、搭建平台、优化网络等形式，广泛吸纳企业、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参与各项治理文化创建工作，实现社会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

　　四、加快法制机制建设，树立以法促治理念

　　一是完善机制，依法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建设。基层社会治理要把党委战略部署、政府规章条例等法律法规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立法工作与治理工作的有机结合。

　　二是做好关键和重要领域的治理工作。要抓住领导关怀、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推进“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中事关基层社会发展和治理的问题，完善社会治理法律法规，提高基层依法治理能力。

　　三是充分发挥宁波具有自主立法权的政策优势。一方面,要在坚持重大改革有法可依前提下，充分利用宁波立法空间的有利条件，进行大胆探索和创新。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立法、执法、司法等力量，及时将成功经验上升为社会治理的法制成果，把各领域的治理和改革向纵深推进。

　　五、增强政府社会互动，树立共同治理理念

　　一是加强合作共治。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意味着从统治到引领的变化，政府既要发挥基层组织依法自治的功能，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对社会组织和公民而言，治理意味着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践。通过合作共治，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合作共治的新型政社关系。

　　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权力边界，明确政府、社会组织的权责利，大力推广政府通过合同、委托、竞争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机制。

　　三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政府要充分向社会组织放权，加快“去行政化”步伐，深化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激发社会组织的主动权和创造性。

　　四是加强基层民主自治。促进基层组织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全面推进社区党务公开、健全群众利益诉求和矛盾调处机制，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加快构建街道(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机制，增强社区综合治理效能，助推宁波政社互动向更高层次发展。

　　(作者单位：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