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中国模式，邓小平本人曾多次使用这个概念。在狭义上，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在广义上，它与中国道路的概念相通，指的是中国一整套做法、经验、理念和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在改革领域内，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改革模式，比较其他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中国的模式属于“稳健型”，原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属于“激进型”。相比之下，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也有不小的代价，但总体效果最好。

　　中国模式这些特点的背后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切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要跳出中国模式框架，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一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西方国家本身也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后走向更大的辉煌。

　　中国模式使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所有特征——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沃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疆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离不开中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概括为“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这个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它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包括在决策领域内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基因和西方文化有益元素，三者有机结合后形成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些制度安排也将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我们要防止出现像美国那样的资本力量压倒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格局，这是“美国梦”风光不再的主要原因。中国模式下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光明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