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中国话语，三本书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探讨中国话语建构的。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伴有自己话语的崛起。失去话语，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已经取得的成就。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终都应该体现在话语自信上。我主张建设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也主张推动民间的、学术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我总结了中国崛起背后的八个理念，即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我也总结了中国超越西方的四条思路和经验，即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我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话语观点和概念，如“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应该代替西方主张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因为前者更能解释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于天”，“民心”等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整体与长远的利益，治国要把“民心”和“民意”结合起来，但一定要确保“民心”治国的主导地位；中国的“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模式高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称为“最不坏的制度”，我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大致上只有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三本书中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建构中国话语的尝试。

　　在阐述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过程中，我也对西方现状、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们不再仰视西方，当然也不俯视西方，西方还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西方有很多问题，我们要引以为戒。平视西方，我们才能看得清楚，看得准确，看出名堂来，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关于西方现状，我强调西方内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第三世界，西方民众对西方民主模式出现了持续的失望。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这三种力量关系的失衡，资本力量独大，导致今天的美国民主越来越像“钱主”。西方民主模式运作中的三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似乎已经变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

　　我建议可以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话语来评述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其主要的弊端。这些弊端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我们可以用中国标准来评判各国政治制度的质量，来确定为什么“颜色革命”会失败，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为什么西方制度也一路走衰。

　　至于西方的人权观，它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间缺少一种平衡，西方过多地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二是西方一般认为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权问题才算人权，而从政治方面推进和捍卫人权应该同样重要；三是西方人权观始终无法解决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力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