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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长期以来一直误判中国，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特别是“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和“历史终结论”)。为了釜底抽薪地解构西方话语，我概述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首先，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领先西方；其次，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动力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源于中国，所以“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探讨了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超越。中国在六个领域内正在实现对美国的超越，即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在百姓资产上的超越，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超越，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超越，在政治制度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也能超越美国。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伟大的历史传承，有辉煌的崛起业绩，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获得了自信，对此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们有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天下情怀，有“天降大任”的担当，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我们愿意放飞自己的梦想，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越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变革，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继续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但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作出弥足珍贵的贡献。

　　“中国从哪里来，中国走什么路，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回答这些大问题。回答对了，国家的前途无比灿烂；回答错了，就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前功尽弃。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可称之为原因一。 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可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国自己的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这种制度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背后的哲学观截然不同。“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观是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地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演变的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而“文明型国家”的哲学观则认为，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复合的，各种发展模式从来都是百花竞放的，他们可以互相竞争，也可以互相借鉴，甚至你追我赶，超越对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路演变和发展过来的。只要人类存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进程便不会终结。

　　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们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我们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和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我们从自己的文明中走来，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近著有《中国超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