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湖书生的执迷不悔
———纪念徐时栋诞辰2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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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月湖景区的烟屿楼(周建平 摄)
乾道《四明图经》
书香宁波,香在月湖。月湖十洲,望族门第,书楼更替,传承有绪。十洲之上,烟屿景色最美,原因在于此地诞生了两位最为勤奋的读书人。一位是集浙东史学之大成、被后人誉为“万宝全书”的一代先哲谢山先生全祖望,另一位则是“主四明坛坫三十余年,后进高材生咸出其门”的乡邦名士徐时栋。
徐时栋(1815年1月5日-1873年12月27日),字定宇、同叔,号柳泉,学者尊称“柳泉先生”,他是甬上著名的方志学家、经史学家、藏书家、文学家、书法家以及教育家。徐时栋不为时人所熟知,学界对其研究还很薄弱,其名声、影响力也有限,但他的确是宁波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徐时栋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文品格和值得崇尚的文学、艺术、学术成就呢?当他诞辰200周年之际,不妨梳理一番。
修志功垂乡土
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方志之乡”,这不仅因为天一阁以收藏明代方志名闻天下,更在于宁波历代修志同样声名远扬:在唐宋时,就编纂了《明州图经》;在全国传世的32种南宋时期的地方志中,宁波就有4种;在国内现存11种元代志书中,宁波又占3种;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被合称为“宋元四明六志”,在中国方志界享有盛誉。而让“四明六志”能够完整、准确传承至今的功劳当属徐时栋先生。因为这六志在古时虽为藏家收藏,但均系传钞之本,“鲁鱼壶矢,讹谬相踵,从未有汇而刻之者”。
时年40岁的徐时栋为了四明大地“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志”的文献留存,依托家藏征集,“借阅诸钞本,校正脱误,付之手民”。然时局动荡,“庋板廿载,两遭劫火,幸免缺佚”,由其子隆寿勘刻成书,终使古志“神明焕发,还以旧观”。学界普遍认同,国内诸多城市历史研究多依赖现存最早的明代方志,而“宋元四明六志”为宁波流传下来最早的地方史料,使宁波城市发展史研究大大领先于其他历史名城,真可谓“一邦之书,甲于天下”。
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方志巨作,宁波还有一部,那就是民国《鄞县通志》。该志历时18年完成,其中,历经8年抗战、3年内战,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时代里,编采人员维艰维辛、矢志不移,以他们的智慧、才学,更以他们的理念、意志完成了这一部凝聚着众多地方文化传承者心血的通志,为后代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鄞县通志》被盛赞为中国“古今方志之第一”,在我国方志修纂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同时,方志学界又认为:没有光绪《鄞县志》之基础,何来民国《鄞县通志》之飞跃?这就要提到徐时栋的又一贡献。
清同治七年(1868年),鄞县修县志,徐时栋被聘为主纂,主持其事,自发凡起例、总持大纲,至编辑讨论,均和同仁分任。他终日旁征博引,参校考据,利用自己藏书供修志所用,同时又到本地卢氏抱经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搜采繁富至千数百种”,以“仿国史馆列传之例,注所征引”修撰成文。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徐时栋积劳成疾,临终执好友董沛之手,以修志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此一幕,可谓甬上文化史上最值得感动与缅怀的。董沛不辜厚望,于光绪三年修成刊行,“咸称殚洽”,成为鄞县志书中资料较为详尽、考证较为严谨的一部,也是鄞县清代最后一部县志。志书虽始修于同治,然成书于光绪初年,故称光绪《鄞县志》。
学界认为,光绪《鄞县志》的学术价值应予以认真研讨。“自明以降,郡县图志靡国不举,然类有芜秽凌乱之作,古法荡然,惟宋元两朝犹存唐以前谨严之意”。徐时栋的修志思想既传承唐宋古法,又秉承浙东史学,“简而有法,繁而不支”,实乃民国《鄞县通志》编纂大略之示范与体例创新之基础。两部志书珠联璧合,编修水平国内一流,堪称四明文献之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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