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月湖景区的烟屿楼（周建平 摄）

乾道《四明图经》

　　书香宁波，香在月湖。月湖十洲，望族门第，书楼更替，传承有绪。十洲之上，烟屿景色最美，原因在于此地诞生了两位最为勤奋的读书人。一位是集浙东史学之大成、被后人誉为“万宝全书”的一代先哲谢山先生全祖望，另一位则是“主四明坛坫三十余年，后进高材生咸出其门”的乡邦名士徐时栋。

　　徐时栋(1815年1月5日-1873年12月27日)，字定宇、同叔，号柳泉，学者尊称“柳泉先生”，他是甬上著名的方志学家、经史学家、藏书家、文学家、书法家以及教育家。徐时栋不为时人所熟知，学界对其研究还很薄弱，其名声、影响力也有限，但他的确是宁波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徐时栋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文品格和值得崇尚的文学、艺术、学术成就呢？当他诞辰200周年之际，不妨梳理一番。

　　修志功垂乡土

　　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方志之乡”，这不仅因为天一阁以收藏明代方志名闻天下，更在于宁波历代修志同样声名远扬：在唐宋时，就编纂了《明州图经》；在全国传世的32种南宋时期的地方志中，宁波就有4种；在国内现存11种元代志书中，宁波又占3种；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被合称为“宋元四明六志”，在中国方志界享有盛誉。而让“四明六志”能够完整、准确传承至今的功劳当属徐时栋先生。因为这六志在古时虽为藏家收藏，但均系传钞之本，“鲁鱼壶矢，讹谬相踵，从未有汇而刻之者”。

　　时年40岁的徐时栋为了四明大地“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志”的文献留存，依托家藏征集，“借阅诸钞本，校正脱误，付之手民”。然时局动荡，“庋板廿载，两遭劫火，幸免缺佚”，由其子隆寿勘刻成书，终使古志“神明焕发，还以旧观”。学界普遍认同，国内诸多城市历史研究多依赖现存最早的明代方志，而“宋元四明六志”为宁波流传下来最早的地方史料，使宁波城市发展史研究大大领先于其他历史名城，真可谓“一邦之书，甲于天下”。

　　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方志巨作，宁波还有一部，那就是民国《鄞县通志》。该志历时18年完成，其中，历经8年抗战、3年内战，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时代里，编采人员维艰维辛、矢志不移，以他们的智慧、才学，更以他们的理念、意志完成了这一部凝聚着众多地方文化传承者心血的通志，为后代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鄞县通志》被盛赞为中国“古今方志之第一”，在我国方志修纂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同时，方志学界又认为：没有光绪《鄞县志》之基础，何来民国《鄞县通志》之飞跃？这就要提到徐时栋的又一贡献。

　　清同治七年(1868年)，鄞县修县志，徐时栋被聘为主纂，主持其事，自发凡起例、总持大纲，至编辑讨论，均和同仁分任。他终日旁征博引，参校考据，利用自己藏书供修志所用，同时又到本地卢氏抱经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搜采繁富至千数百种”，以“仿国史馆列传之例，注所征引”修撰成文。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徐时栋积劳成疾，临终执好友董沛之手，以修志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此一幕，可谓甬上文化史上最值得感动与缅怀的。董沛不辜厚望，于光绪三年修成刊行，“咸称殚洽”，成为鄞县志书中资料较为详尽、考证较为严谨的一部，也是鄞县清代最后一部县志。志书虽始修于同治，然成书于光绪初年，故称光绪《鄞县志》。

　　学界认为，光绪《鄞县志》的学术价值应予以认真研讨。“自明以降，郡县图志靡国不举，然类有芜秽凌乱之作，古法荡然，惟宋元两朝犹存唐以前谨严之意”。徐时栋的修志思想既传承唐宋古法，又秉承浙东史学，“简而有法，繁而不支”，实乃民国《鄞县通志》编纂大略之示范与体例创新之基础。两部志书珠联璧合，编修水平国内一流，堪称四明文献之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