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时栋书楼水北阁内景（周建平 摄）

　　藏书百折不挠

　　徐时栋自小聪明颖慧，家有遗书千卷，读之不足，始自置书。20岁那年他编制完成家谱。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32岁的他乡试中举，但随后两次北上会试，均不得志，于是“以输饷授内阁中书”，做了两年官，觉得索然无味，便“视世俗科举之学夷然有所不屑”，回家发愤读书。

　　徐时栋身处之际，是一个不适合读书人生存的时代，鸦片战争、辛酉政变、太平起义、洋务运动等，社会的变革，环境的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割裂状态。然徐时栋仍酷爱藏书，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他的一生有三座藏书楼。

　　第一座藏书楼就是烟屿楼，也是他的居所，初名“恋湖书楼”，曾藏书10万卷。但是在清咸丰年间，经历了两次惨重的损失。一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徐时栋全家避寇躲入建岙山中，将著作和部分藏书藏在寺庙旁边的金岩山洞中，没想到“一僧宿洞中，不戒于火”，居然把他的书当驱寒用的材料了。二是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入城，盗贼泛滥，乘机偷盗甬城各藏书楼，烟屿楼的大部分藏书被窃掠，徐时栋心痛不已。

　　徐时栋的第二座书楼在城西门外花池巷，名曰“城西草堂”。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徐时栋始居城西草堂，宅边有高柳，柳下有泉，适合其号“柳泉”，徐时栋视谓因缘。烟屿楼被掠之后，徐时栋一面在城西草堂整理剩下的残帙，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失散的书籍，并将鄞县汤耕吾和慈溪郑简香两个藏书家的大部分藏书收归到自己的藏书楼中。仅仅一年，藏书已蔚然可观，近六万卷。于是迁居后的城西草堂也就成了他的第二座藏书楼。可是，不幸的事又发生了。1863年，城西草堂意外遭大火，而此时徐时栋本人恰好在慈溪作客，大火之后仅剩下几间容身的住所，书楼及书尽毁。草堂的焚毁，不仅使徐时栋苦心收藏的古籍毁于一旦，而且他新写的“说经之作”，亦“荡无所存”，而其他“副稿本又尽失”。三年之内，两座藏书楼遭毁，徐时栋倍觉凄凉，感悟人生无常，他在给好友陈励的诗中写道：“万事有定数，人谋非能藏。”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徐时栋在城西草堂旧址重建新宅，继续他的藏书收集工作。“烟屿楼”、“城西草堂”名字中有“烟”、“草”等藏书楼忌讳物象，而带“水”字则能避邪防火，于是他将新书楼命名为“水北阁”。书楼坐南朝北，迎望北极水星。经几年苦心收聚，买书、刻书、抄书，到同治八年(1869年)，徐时栋已收集了四万四千余卷书籍，基本上接近城西草堂的规模。加之，徐时栋主持编纂《鄞县志》，一时间水北阁也成了名人学士出入访游的重地，成为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心。遗憾的是，水北阁的藏书虽然避免了被火烧、虫蛀的灾厄，却躲不过人祸，1911年，全部藏书尽售于上海书贾，仅少量流入宁波藏家之手。

　　如今，徐时栋故居(烟屿楼)幸存于共青路桂井巷口，水北阁迁移保护至天一阁南园展示，虽说书去楼空，这些建筑的留存仍是对徐时栋先生的一种告慰。徐时栋为保存乡邦典籍所做的努力，值得称道。当他面对一次又一次藏书的散失甚至毁灭，依然能够矢志不渝、孜孜以求！正因为有了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名城宁波才有了“书藏古今”的坚实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