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傅勇涛 华晔迪)2012年以来，“表哥”“房叔”等一些问题官员被网络曝光于大众“聚光灯”下，遭到纪检部门调查处理，网络反腐日益引人关注。然而，人们也发现，晒艳照、亮房产、小三曝光……网络反腐娱乐化、低俗化现象日趋严重。

　　参加全国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建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网络反腐也需要制度来规范，网络反腐绝不能止于“晒艳照、亮房产”，必须成为制度反腐的有益、有效的组成部分。

　　“晒房晒照”下的网络反腐：围观让“贪官”亮出“原形”

　　从“表哥”、“房叔”的落马，再到“雷政富不雅视频”、“单增德离婚保证书”等热点事件，2012年以来，“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核查处理”成为腐败案件查处的一条新路径。

　　“微博一转、围观千万”。我国网民有5.38亿人，手机网民接近4亿人。一张艳照、一段不雅视频，极易使网络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发酵速度惊人，“前仆后继”的“房氏家族”曝光微博的转发量在十万次以上。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说，大量网民围观，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出事件的大致面貌，倒逼反腐进程。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和立案调查，前后仅用63小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但一些代表委员同时表示，由网民参与的网络反腐热潮正在悄然改变着我国的反腐格局，但如不加以规范，负面效应将影响反腐效果，比如一些低俗化、娱乐化的网络反腐倾向容易形成集体性的非理性力量，导致“误伤”甚至侵权违法行为的发生。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被曝光“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查实，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其6套房产也都是合法所得。

　　网络反腐需脱去“低俗、娱乐”外衣

　　“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代表委员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公民建设比较滞后，在整体公民素养还不高、法治意识不强的情况下，网络反腐同样存在隐患。

　　“网络反腐大部分靠文字、照片、视频等，从这些途径‘揪’贪官，容易流于表面化。”全国政协委员、海南儋州市副市长郑刚说，个人监督的力量比较薄弱，还可能带有不良动机或情绪，“这让网络反腐往往‘真假相掺’，其客观性会打折扣。”

　　郑刚进一步指出，依靠“辨认”官员的服饰、香烟、名表等反腐，难以为继。“随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后这种反腐方式的效用会下降。”

　　“必须看到，网络反腐热的背后，暴露出目前举报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等体制机制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施耀忠说，正常的举报程序过于复杂，人们利用网络举报速度快、影响大、低成本，容易形成舆论气场等特点，希望以此引起纪检监察机关的注意。

　　此外，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以“小三”“私生子”“艳照”“别墅”等内容的网络举报，伴有利益纠葛，甚至恶意攻击，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反腐的严肃性。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表示，依靠人肉搜索，曝光个人隐私、家庭成员照片进行反腐，这不是反腐的有效形式，“对他人隐私的尊重不够，甚至触犯了法律。”

　　施耀忠认为，网络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等，没有明确的法规界定，相关法制建设如跟不上网络的发展，网络监督、举报等就不能在法制化轨道上运行。

　　网络反腐需与制度齐发力

　　部分代表委员表示，网络反腐尽管具有“神奇”的力量，但不应成为反腐常态。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协同发力，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制度反腐仍然需要发挥主力作用。

　　施耀忠认为，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是规范网络反腐的关键问题。他建议，网络反腐制度必须法治化，包括制定法律保障对举报线索限时回应以及举报人安全，调查进展等问题做出具体的法律界定。

　　葛剑雄建议，对一些不良网络反腐举报信息和涉嫌侵权、打击报复性质的虚假网络反腐信息，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建立秩序保障、有法可依的网络环境。

　　“说到底，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对一些确有根据的质疑，纪检监察机关应及时介入调查，并及时、详尽地公布调查结论。”蔡玲说，网民也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互联网不是法律的真空地带，网络反腐同样需要恪守法律。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网络监督是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制度的力量更加系统、稳定。网络反腐应尽快与制度性反腐有机融合，这样即使贪腐者不抽名烟、不戴名表、不住豪宅，也能把他们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