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报告同时也对大城市发展指明出路，强调“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

　　伴随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口、环保、安全等新一轮的压力纷至沓来，国内不少大城市都患上了“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病”，在审议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委员对此进行了分析。

　　盲目追捧“国际大都市”，“病灶”积累暴增

　　大建国际大都市符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到底需要多少个国际大都市？一些代表委员指出，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要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挡住一些地方一窝蜂建设超大型”国际化大都市”的热情。

　　“盲目建设国际大都市将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侵占粮田、贪大求洋、债台高筑等。”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前些年我国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不少问题，如大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等，这些问题到现在并没有多大改观。

　　李建保说，大城市建设近十年近乎爆炸式的扩张，终于导致了一些“病灶”在日积月累后集中爆发，2011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深圳、郑州等城市“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

　　“堵车、污染、内涝、房贵只是‘大城市病’的表征，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城市建设、管理上的错位和不科学。”全国政协委员连介德说，如果城市功能错位，城市定位不当，将会导致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的透支和巨大浪费，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商务成本也会上升，城市丧失竞争力，“这种代价将比堵车、污染更大更无法承受。”

　　治“病”要靠制度，治城要有“法商”

　　“空气质量与机动车尾气排放及交通拥堵有关联，城市内涝与垃圾处理也有内在联系。”全国政协委员顾也力分析，“大城市病”表面上看形态各异，但实际内部存在着各种因果联系，治理也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可草率行事、“一限了之”。

　　对于目前问题最大的堵车问题，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比如先行增加和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的综合容量和城郊新城建设的产业和生活配套，再行减少参加竞拍和摇号的车牌增幅，实现机动车总量的宏观调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