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信芳被公认为是京剧海派代表人物。您如何评价他的艺术成就？

　　尚长荣：现在许多人根据地区和艺术风格的不同，把京剧分为“京派”、“海派”两大流派，很多人把周先生归入到“海派”，我认为是不对的，周先生就属于他自己创立的“麒派”，是独立的，而不是其他什么派。

　　周先生7岁登台献艺，舞台生涯60多年，是艺龄最长的一位京剧艺术家。他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创造的“麒派”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中光彩夺目的奇葩。他一生硕果累累，所演剧目达五六百出之多。行当涉及之广、戏路之宽，为京剧界少有。除旦角戏不演外，老生、武生、小生、红生、花脸等都演过；技艺上是文、武、昆、乱不挡。任何一出戏拿出来都有其精彩独到之处。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新编、改编、整理、移植的剧目差不多有一二百出，他的成就和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而且远远超出了生行的范畴。

　　周先生在艺术上是一位杰出的革新家。他的表演以刻画生动的人物性格为灵魂，同时吸取徽、汉、昆、梆等剧种的精华和电影、话剧的表演方法，融会贯通，创造了“麒派”艺术。他的表演结合了扎实的京剧功底和锐意的创新精神。所以，发扬“麒派”艺术是时代的需要，对于当下京剧传承有重要价值。特别是他对艺术不懈的求索拼搏、不墨守成规、博采众长、创新的胆魄和勇气都值得我们学习。

　　记者：您演的新编古装戏《曹操与杨修》充满创新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算是很新锐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尚长荣：这是我多年来实践和思考累积的成果，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当时这个剧本的主旨，即“如何对待知识和人才”。以曹、杨两个古代顶尖知识分子性格碰撞冲突的巨大悲剧，激发了人们关于“招贤”的种种联想。这正是一种与时代同行现实主义的当下观照。之前我一直在陕西西安工作，这期间创排的《将相和》和《霸王别姬》也获得了梅花奖的荣誉，但当时戏剧舞台沉寂，演员青黄不接，我认为戏剧如果老翻箱底儿，演来演去就那么几出，前景将不容乐观，正好我发现了《曹操与杨修》的剧本。1987年的秋天，我带着剧本，听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满怀憧憬地闯出潼关，来到了上海滩，与从未谋面的上海京剧院有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没想到一拍即合。上海城市的最大特点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自此，我便与有着良好艺术氛围和开拓创新精神的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京剧作为国剧似乎很善于吸收各种地方戏曲的长处？

　　尚长荣：继承和创新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有些人认为，民族戏曲都是陈旧的、过时的，这是错误的。民族戏曲不仅承载着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拥有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如何创新。

　　京剧以演历史故事为主，但京剧并不保守，它的历史不过200年，比不了昆曲那么长。京剧是一种表现力很强的艺术，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还是中国的、外国的题材都能演。我们对前辈、先贤的艺术，要尽量忠实地继承，尽量全面地掌握传统，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再有所创造。

　　中国京剧的本体生命与风格要坚守，唱念做打的根与韵不能丢弃。当然，京剧要允许实验，不能为时尚所惑。

　　记者：您是净角演员，净角过去很少有做主演的情况。从您这儿开始，好像净角唱主角的戏更多了，也算是一个突破吗？

　　尚长荣：说起中国戏曲的四功五法和行当，应该说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个有很高美学水准的杰作。您看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有三个行当是男性———生、净、丑。生行：老生、小生、武生、衰派老生；净行：铜锤、架子、武花；丑行：文丑、武丑。应该说这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在世界其他各国的艺术门类当中不多见，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说到花脸，如果没有花脸，中国戏曲舞台上会感觉到单调。光有小生、武生、老生，没有花脸这个绿叶不行，那非得有张飞、曹操、关公、黄盖、鲁智深、李逵，这才是绚丽多彩的。可是花脸这行是比较难的，旦角哭都是美的，小生一转眼珠、老生一甩水袖都是戏。花脸往脸上抹红黄蓝白黑，勾各种图案，戴那么长的胡子，穿那么高的厚底儿靴，看着很魁梧，影响表演怎么办？作为一个净行，它不仅要通过你的声音、唱念做、造型来传递信息，甚至还要通过服装、胡子。所以谁是主演不重要，关键是观众爱不爱看，我觉得我们民族戏曲应该很好地研究各个行当，来开掘深层次的美学内涵。